疫情之下:德国性工作者重获服务许可 | 非常德国 | DW | 12.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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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德国

疫情之下:德国性工作者重获服务许可

她们是受新冠危机打击最大的群体之一:性工作者。整整半年时间里,性服务业遭禁。现在,她们重被允许接客。

Deutschland Prostituierte demonstrieren auf dem Kiez (picture-alliance/rtn/F. Bründel)

新冠疫情期间 德国汉堡性工作者走上街头抗议营业禁令(摄于2020年7月28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至少妓女斯蒂芬妮·克莱(Stephanie Klee)尚未失去幽默感。在被问及她多大岁数时,她笑答:“不啦,这我不告诉您,您也知道,所有妓女都说谎。”真实情况是:克莱58岁。作为联邦性服务联合会创始人和董事,克莱代表了德国男女性工作者。谈及政府的相关限制措施,她依旧十分恼怒:“新冠时期,政界轻慢我们,有意忽视我们,根本不顾我们死活!其实,我们至少和理发师一样,对社会生活具有系统性意义。”

 明斯特高等行政法院好歹推翻了人口最多的北威州政府的性服务禁令;在其它多数联邦州,性工作者们也被重新允许接客。克莱指出,遭禁期间,很多性工作者没有收入来源,不得不借款度日,尤其是来自东欧的女性相当绝望。她说,“她们在这里部分交税,却因是外国人,现在连基本生活保障金都得不到。”

新冠受害方

 要是开列一份新冠危机的最大受害群体名单,性工作者肯定上榜。3月16日,联邦各州下令禁止所有性工作行业。无论是妓院、街头接客还是桑那俱乐部,一夜之间统统关门。在位于科隆的欧洲最大妓院——帕莎(Pascha)提供性服务的东欧女性匆匆返回家乡,

 不过,其他妓女则继续提供性服务——网上、非法、并常常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Deutschland Köln | Rechte von Prostituierten | Stephanie Klee (picture-alliance/dpa/H. Galuschka)

“很多性工作者失去了对政界的信任”——克莱(Stephanie Klee)

毕竟,人世间这一最古老职业根本就不能如此轻易被禁。克莱回忆说,她和其他同仁在妓院会商在新冠时期该有怎样的性服务时,电话铃声不断、亦总有人敲门。她指出,“男人们一再试图保持联系,即便只为聊聊天。”

整个行业遭遇了同许多酒吧和餐馆一样的生存危机。不仅是帕莎濒临破产。克莱忧心忡忡,指出,很多妓院无法生存下去,因为负债累累,而且,主顾们肯定不会全部再现。她强调,妓院是一方面,但将来,面对新冠、保持间距、戴口罩义务,性服务该是什么样子?她嘴角显出一丝笑意,说,“我们将更多些创意,重拾此前回避或遗忘的那些性实践。少一些机械动作。”

Anne Rossenbach, Sozialdienst katholischer Frauen e.V. Köln (privat)

“在德国,对性服务的社会认可依旧缺失”——安妮·罗森巴赫(Anne Rossenbach)

禁令无效

人们可以像克莱那样,争取性服务工作的合法地位。20年前,她上诉成功,得到薪水,从而为性工作被承认为一项职业铺平了道路。人们也可以像人权组织和政界人士那样,痛斥性剥削和强奸现象,谴责性工作,尝试予以禁止。或者,人们可以像罗森巴赫那样对性工作采取务实态度。她指出,“禁止无助于我们,新冠表明了这一点。卖淫现象仍在继续。现在,性工作者们又可以挣到自己的钱了,重新回到合法状态。”

罗森巴赫是科隆天主教妇女社会服务社工作人员,活动于基层。因新冠瘟疫,今年年初以来,她向之提供咨询的性工作者数量已多于往年。

这位公关部负责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了天主教妇女社会服务社在科隆北区实施的这个颇为成功的项目。该项目已被多个城市模仿:街上接客合法、有厕所、淋浴、自动售餐机。20年来,该项目得到了市议会所有执政党的支持,由市政府和社会服务社具体实施。

Köln | Straßenstrich in Köln-Niehl: Prostitutionsverbot aufgehoben (DW/O. Pieper)

不能拍照,18岁以上才能进入,必须戴避孕套——科隆-尼尔区的合法街上性服务

提供个人未来发展选项的脱离计划

这也是因为安全方案奏效:在“做事箱”里,开车人不能打开车门,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妇女们则可以打开自己一侧的车门。若真的发生暴力,她们能够报警。罗森巴赫说,科隆的工作颇显成功。不过他指出,“最重要的的确是,拥有全覆盖救助网,宣讲性病知识,向有意脱离性服务工作的人提供帮助。”

罗森巴赫认为,德国多年里提供错误帮助,曾考虑让所有性工作者改行做护理。她则更愿意了解当事人的个人经历。她指出,只在有未来选项的情况下,当事人才会愿意脱离旧业。

政治学专业出身的罗森巴赫1999年就促成了联邦议院通过了性工作法,改善了性工作者们的法律及社会状况。20年后,在被问及如何与当年的这一成就相接续时,她回答说:“必须消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贫困,以部分消除被迫卖淫的根本原因。在德国,各卫生局应该配置足够人手,从而不仅能负责监管学校和传染链,而且也能关注性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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