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平静到和解: 从当红电影《返校》探讨历史伤痛的价值 | 文化经纬 | DW | 09.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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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澎湃、平静到和解: 从当红电影《返校》探讨历史伤痛的价值

「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 」电影《返校》的一句台词戳进台湾人的历史伤痛。 「白色恐怖」过去几十年后的今天,又有多少人害怕想起来? 影评人、转型正义推动者、以及白色恐怖亲历者向我们解释当红电影蕴藏的深义。

(德国之声中文网) 截至这篇报导写就的时间为止,《返校》电影版上映短短两周,票房便突破两亿元台币,夺得台湾本土电影的年度票房冠军,更大举入围12项金马奖。

关于《返校》获得成功的原因,影评人膝关节认为,电玩改编、宣传成功、避开好莱坞热门片档期等都有帮助,但是最重要的,仍然是它用通俗的方式包装沉重的社会议题。

膝关节说:「就算是现在,要观众去看《悲情城市》(名导侯孝贤执导的「白色恐怖」经典电影)也还是很多人不想看,因为议题沉重,会有心理压力。 但是你包装成闯关游戏的感觉,大家就会有兴趣。 」

《返校》作为台湾第一部电玩改编,又同时兼具惊悚、悬疑、社会议题三种特质的电影,在台湾的影史上立下了一个里程碑,证明了就算触及敏感社会议题,也可以获得商业成就。

电影与史实的差距

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从2007年开始,便致力于推动「转型正义」,更是民进党政府在2017年建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重要幕后推手。 该组织集结民间力量,监督政府探查历史真相,声援受害者的真相知情权。

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的秘书蔡喻安告诉德国之声,虽然《返校》电影里面有学校老师在学生升旗时当众被宪兵带走的场景,但是在历史上,大部分逮捕人都是暗中进行。

另外,她也对于电影中角色的内心转折的描绘不够全面,而感到可惜:「例如张明辉这个角色就比较特殊,因为他是被告密的,同时又和告密者有恋人关系。 就我们过去看白色恐怖的历史的话,受难者的心境转折都是非常复杂的,电影没有呈现得这么全面,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

Taiwanesischer Film Detention (1 Production Film Co.)

张明辉(左)在电影中,与女学生方芮欣(右)暗中存有恋人关系,却因后者告密而被刑求

与蔡喻安不同的是,影评人膝关节认为,以商业片的定位而言,《返校》已经尽到它的责任:「就算要去挖掘白色恐怖的议题,你怎么挖掘都会有人不够满意,所以只能选择性的触碰到某一个程度, 就要停止了。 」

他认为在片长的限制下,《返校》并没有回避,而是「扎扎实实的用直球的方式跟观众做了一次对决」。 电影直接呈现给观众看,当时存在刑求、存在冤狱,而且成功引起观众对历史的好奇心。

他说:「这个作品的社会性,是诱发看过的群众想要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事情,以及就算你没有去了解,看电影也能大概知道当时发生了甚么事。 它只要能够碰触到一个引发社会对话的可能性,那样就够了。 」

「为了台湾的未来,我要原谅他们」

德国之声记者打电话给白色恐怖亲历者林俊义时,记者还没开口,林俊义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很感谢我还活着。 」

林俊义在3岁的时候,表姐与姐夫就被军队冲进家里带走,表姐被判18年刑期、姐夫被枪决。 回忆起那个回忆,林俊义还是难掩激动。

他在成年以后成为东海大学生物学教授,任教期间替党外人士助选、又抨击核能发电政策,

因此成为情治单位的关注对象,前后被秘密监控长达18年。 之后,他因为一篇批评季辛吉拉丁美洲外交政策的投书,被指控「为匪宣传」。 虽然他没有因此被判死刑或终生监禁,却被要求带着妻小搬迁海外。

今年,他82岁,透过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监控档案当事人阅览计划」,林俊义得以阅览他过去被情治单位监控的档案纪录。

林俊义说,看到自己的档案,他的情绪非常复杂,震撼、感伤、悲哀。 但是在这些情绪过去之后,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情。

他说:「我对过去加害我的这些人,一点都没有愤恨的感觉。 」

「我认为一个社会,要靠一些人去告诉做过坏事的人说,只要你能悔改、愿意道歉,这个社会就会慢慢产生变化,慢慢走向文明。 」

「我当然心境非常澎湃,但是,我如果寄望台湾有未来,我要原谅他们。 」

Taiwanesischer Film Detention (1 Production Film Co.)

电影的开端是方芮欣和学弟魏仲廷在空无一人的学校醒来,但是完全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等待一个道歉

《返校》电影当中,女主角方芮欣误会自己的心上人张老师移情别恋,而向当局告发地下读书会,试图藉此报复第三者。 但是,她却没有料到自己的心上人也会被捕。 在寻访过去、恢复记忆的过程当中,她慢慢的发现了真相,脱口而出:「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就算像林俊义这样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已经做好了原谅的心理准备,却也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等到加害者现身道歉。

现在的台湾虽然已经开始出现协助加害者面对过去、处理伤痛的机制与团体,但是关于那段历史发生的原因、以及加害者立场的心路历程,都还是一团谜。

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的秘书蔡喻安说,现在台湾的转型正义工作遇到的困难是「加害者体系的不明确」。

她说,很多加害者不敢谈,是因为怕被追究责任。 但是,事实上根据每个人在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例如,在加害的体系当中一个人可能是告密者、可能是法官,根据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以及他们当时的心态不同,处理方式也会不同。

蔡喻安说:「厘清体系的话,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同的面对方式,或许也可以帮助某些加害者,让他比较放心,愿意出来谈。 」

活下来的人

《返校》的电影可以说是仁慈地给予主角们尽可能好的结局:方芮欣了解当初张老师并没有移情别恋,张老师也透过遗书,与方芮欣相约来世再见。 活下来的魏仲廷不再责怪学姊,也在多年后终于鼓起勇气,回到校舍完成了老师的遗愿。 三个主角之间达成了和解。

台湾在1989年解严,也在1992年修正了刑法一百条。 在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全体人民共同经历了民主运动、政党轮替、全民公投等令世界惊艳的民主成就。

但是在绚丽的成绩背后,却还是有人谴责转型正义是「政治清算」,也还是有许多受难者无法摆脱痛苦的回忆,活在恐惧当中。

还有更大一群观众,一出生就直接生活在民主的时代。 老年人亲身经历的痛苦回忆,对年轻人而言只是教科书的一行文字。

面对看着电影的观众,《返校》电影也直接透过角色,对观众提出了呼吁:「你的责任就是活下来,记住这里的一切。 」

这一句话在社群媒体上爆炸似的扩散开来。

观看视频 04:38

除罪以後﹕台灣政治受難者眼中的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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