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海外作家贝岭谈法兰克福书展 | 德中/欧中 | DW | 17.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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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欧中

流亡海外作家贝岭谈法兰克福书展

贝岭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然而,这位2000年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从此流亡海外的诗人几天来突然成了德语媒体中一名风云人物。原来,同作家戴晴一样,他也遭遇了法兰克福书展的“特殊款待”,先是被邀请参加一次书展前的文学讨论会,会议前夕又被好言相劝,建议不要来德。最后几经周折,他还是如愿出席了这次会议。那么他本人对书展这个变幻无常的东道主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现生活在美国的作家贝岭

现生活在美国的作家贝岭


德国之声:贝岭你好,你这次是来法兰克福参加关于法兰克福书展的一个中德之间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你到来之前,就你来还是不来的问题,德国媒体甚至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都有很多的报道。你觉得为什么你作为一个诗人会引起各方这么多的关注?

贝岭: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些人疯了,这些疯的人恐怕是以中国国内新闻出版署的官员为主。也就是说,我后来知道这个活动是新闻出版署参与主办的,那之前完全不知道。其实如果真是新闻出版署跟法兰克福书展合办的,我未必愿意来。因为我当年在中国遇到非法出版这些罪名的时候,就是新闻出版署,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参与的。

我只是想,已经决定了我要在文学的场合和不管是莫言还是其他任何一位中国作家去互动,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不管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他自己的背景是什么。我想,我来参加,我作为一个作家,哪怕我有独立的表达,我在外面说过任何批评中国政府或中国现况的言论,那都是一个作家个人的声音。而我本人又是一个因为当年印书而被送到美国去的一个流亡作家。那我觉得这是流亡文学很重要的声音。而且书展原来希望我去谈论的不是政治,我谈论的是中国文学里面的流亡文学,和作家怎样面对自我审查这样一个扼杀创造力的一种在中国的自审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会涉及的问题。

当然书展方一直在告诉我说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们很困难,中国方面对于各种各样的人都不喜欢,也不喜欢你来。我本来以为书展方面他们有一个自主权,能够决定,或者说不接受中方的任何意见。可是后来就发现书展方压力越来越大,那我就变成了最后要牺牲掉的,也就是说书展方希望我最好就不要来了,说因为压力真的很大。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很奇怪的是,昨天中国方面在参加会议的发言人,就是梅先生和...

德国之声:对,这个也正是我想问的,德国媒体报道的主流都是说书展方遭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但是梅兆荣先生昨天在会议上一再声明,中国方面从来没有介入过这个事情,也没有给任何人施加过压力,也没有反对任何人参展。

贝岭:这种说法我认为绝对是不可信的。但是可能中间有一个转折,也就是说梅兆荣先生他更像是中国代表团的地下团长,事实上他是掌门人。我知道的消息是,我听说最后是由于外交部干预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外交部不希望新闻出版总署在这个事情上过于影响中国在外面的形象。梅先生又正好是外交部的,那我觉得这个改变或许是他作为一个了解德国情况的人,作为外交部方面给了新闻出版署建议,他们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当然了,他说完全没有,那一定是不对的。或许说,外交部没有,但是新闻出版署作为原来的合作方,绝对是有的。我不相信法兰克福书展的人会撒谎。所以这个罗生门一定要搞清楚它的真相。这个真相并不复杂。梅先生说的或许是外交部后来否决了新闻出版署的作为。我想就是这样。中国的《环球时报》上都已经写明了,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愤怒等等,但是他又很清楚说了书展方后来决定了不要请我们。

书展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重要的机构和组织。他们不可能请了我们又让我们不要来,是他们来做决定的,任何一个稍有正常常识和逻辑的人都不可能去做这么一个毫无任何逻辑性的改变。好像是书展他们自己出尔反尔。还有一个,我本人并不是中国方面可以控制的。那也就是说按他说,中国方面来的人他们可以做一些判断,哪怕是独立选的。我自己在外面,我不需要受中国方面影响,我可以自己飞过来的人,为什么他们又不要我来呢?

德国之声:昨天这个会上有一个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很多中国的代表在发言中批评西方的媒体在刻意丑化中国和矮化中国。昨天因为你和戴晴的出席就导致了中国代表的集体退场,或者说一度退场,你觉得这对中国的形象会有什么影响?

贝岭:分两步讲,他们退场的行为对于新闻出版署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某种面子是一个他们认为的正面影响。但是他这个作为本身在国际媒体或者在德国媒体面前,我想未必是一个正面的。因为我觉得这说明没有气量,不能够接受两个你的同胞,这点让我感觉气量真小。而且如果你要退场,你选在主席发言的时候退场多好,为什么你的两个同胞上台的时候你去退场,你这是退给我们看么?难道我们两个人值得你们去退场么?我们两个人,另一位是中国国内来的,而且当年的一个著名作家。所以我觉得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个既不尊敬自己祖国同胞,又不尊敬西方听众的作为。所以我不认为这有助于扭转西方或德国媒体对中国的观感。

Dai Qing und Bei Ling

(左)贝岭,(右)戴晴

德国之声:现在我们再回到你个人,你刚才谈到了你是近些年来在国外,但是用中文创作的这样一个作家和诗人。在国外当然是一个西方环境里,这样对于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贝岭:我说过一句话,慢慢的,我的祖国是中文,不是中国。当你有九年不能回到自己祖国的时候,慢慢地你就发现,中文是你的故乡,而不是中国。对我来讲,我是一个以语言为生的人,我不是靠中国为生,我是靠中文。或者说,中文是我真正的故乡,土地。这个变化其实很多流亡作家、流亡诗人都经历过,比如说俄罗斯的流亡诗人最后也说,俄罗斯不是祖国,俄语是祖国。这就是一脉相承的。这个当然对于写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经常选择一年有一半时间住在台湾的原因。台湾使我感觉是一个母语环境,这个地方虽然不是我长大的故乡,但它的母语环境就是我真正的故乡。因为非母语环境对于我的写作一些影响和伤害,选择部分的时间住在台湾,或者一半以上的时间住在那,是一个很好的解除对于母语环境陌生的一个方法。

但是其实流亡在异文化环境里还有一些优势,不全是缺点。就是你可以更有距离,更冷静地去看待在你的国家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文学的事情,以及政治和其它方面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在远的地方去观察的角度跟置身在当地环境里边真的是不一样的。萨伊德说过,流亡知识分子视角上的远距离观察常常从弱势变成优势,这种优势就是你不太会受当下环境的影响。比如,莫言说,今天有个事,明天你把它写出来,不是作家的责任。这点没错。作家如果今天你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看待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有一个更冷静的看法,跟你在你们家楼下发生的事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有利弊,是一个双刃剑,既有好的又有不好的。

德国之声:刚才你提到,你作为流亡诗人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我们在中国的听众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对您并不熟悉,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年轻的听友朗诵一首你的诗作?

贝岭:我的经验比较特别,我在1989年之后来到美国。那时候是自己选择的,并不是中国把我赶出来。我选择在那边,因为经历了巨大政治事件以后跟自己祖国在某种情感上的中断,因为你突然发现你成长地方的环境里,政府做了一件伤害中国学生、市民的事情。但后来我又回去了,因为我毕竟不是当时那个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并没有在什么通缉或在不允许回去的黑名单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经验,发现回到祖国是我后来的选择。我在94、95年以后开始回中国,一直到2000年,2000年那一次是非常重要的。我是被赶出去的,我是从北京的监狱被直接送到美国。原因就是说,要不你就坐牢,要不你就得离开这儿,你不能够像你说的,放了你,就让你留在北京,告诉我要为中美关系作贡献。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想诗歌就变成了我最后的一个避难所,虽然我写得越来越少。这首诗本身说明了一种感受。

《放逐》

我在时间的尽头经历放逐

手臂的弯度 记忆的弓

我用我的汉字清洗异国的天空

无倦的天空 辽阔强烈的天空

干燥而又坚忍

带着事物莫名的疼痛

冬天--有着记忆命名的庄重

我看到被遗忘拒绝的耻辱

带着使命 进入我那野蛮的视野

眺望终止了阅读 回忆放弃时钟

经历者--经历着对经历的厌恶

那并非是时间的过错

那仅仅是时间的过错

碾压往事的 是夜的车轮

事物

用它不朽的根

固执地缠绕我们

我在放逐的尽头

如同国家版图上

一个恒久的诅咒

作者:达扬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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