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收获远大于付出” | Global Ideas | DW | 11.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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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Ideas

“我的收获远大于付出”

能源转型的成功,需要有识之士传播相关的技术知识。我们采访了这样一位专家,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致力于传播可再生能源知识的初衷,以及他在苏丹、伊拉克、越南讲授“可再生能源”课程的经历。

(德国之声中文网)海因里希•格劳曼(Heinrich Graumann)在越南的一所职业学校教授如何利用“可再生能源”。此前,他曾在巴勒斯坦地区、苏丹、伊拉克和塔吉克斯坦工作。在接受《全球环保创意》采访时,他讲述了那些成功的项目、工作积极的发展援助人员,还有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惊险的遭遇。

德国之声:格劳曼先生,您在阿拉伯国家工作多年后,今年四月开始在越南参与发展援助工作。您经历的文化冲击有多大?

劳曼: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差别是巨大的,但对我本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冲击,因为我以前已经接触过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当然,越南与中东截然不同。

德国之声:越南为什么还需要发展援助?越南不是已经属于亚洲经济崛起的国家吗?

劳曼:在某些方面可以把越南称为门槛国家。但是,在这个约有九千万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地区差别很大。越南的情况与泰国相似:如果你身在曼谷,很难会觉得有必要帮助这个国家,在越南的西贡和河内也是如此。但是,我所在的农村地区,知识转让却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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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格劳曼(Heinrich Graumann)

德国之声:您现在在Phan Rang,这是越南南部一座10万人口的城市。一年前,我们在耶路撒冷见面时,您告诉我,您在受邀讲课的这些国家获得的益处总是比您带给这些国家的好处多……

格劳曼:在这里也是如此。我觉得自己收获远大于付出,这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毫不夸张地说,我已经融入这里的社会,而且,还很受欢迎,常常受到邀请。最大的问题当然是语言障碍,不过,从今年八月开始,我有一位当地专业老师教我越南语。

德国之声:您觉得您是不是很典型?人们一般的印象是,当今的援助工作者开的是白色的大吉普车,家里有当地的服务人员和大别墅。一到晚上,他们便泡在所谓的“外派人员酒吧”,和其他外国专家聚在一起。

格劳曼:这样的人也有,但是极少数。有时候会碰到个别的人,他们自以为聪明,抱着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态度,但这种人既不受欢迎,对交流也毫无益处。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使各方都能参与其中。这样做也行得通。再说,在Phan Rang我是唯一的外国人,要生存,必须依靠当地人。

德国之声:那些个别情况呢?

劳曼:我在发展援助工作中最糟糕的经历之一,是一位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在伊拉克北部负责道路重建的工作人员。他就像在宫廷一般,周围侍从和保镖成群,俨然在统治一个小王国。我第一次去他那里时,他正在下属的围拥之中,坐在他的“王位”上,一边用生肉喂一只站在他身后椅背上的猛禽,一边发表着种族歧视的言论,比如如何对付“这些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个同事提了意见之后,这位工作人员最终被撤回。如此极端的事情我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

德国之声:您是否知道自己过去的项目后来的发展如何?

格劳曼:我和所有项目仍保持良好的联系。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所有项目的“可持续性”最终要看人们如何建设,也就是说:在所谓的专家撤离后,项目必须能够继续开展下去。必须培训当地的专业人员,让他们掌握技术,必须利用所在国的现有资源,而不是花大钱去国外购买。

德国之声:举个例子?

劳曼:我八十年代末在苏丹搞的一个项目至今仍令我神往。当时,我和当地的一位朋友和同事──一位苏丹籍技术员来到白尼罗河畔的一所只有一名大夫的医院。医院的供水系统在几年前就瘫痪了,当时只有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旧水泵,已经不能用了。医院的用水由妇女们从远处的尼罗河取来,放在水缸里用,当然也就不那么卫生。

德国之声:然后呢?

劳曼:我们询问了当地人,很快就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可用的供水系统,以及一口水井,即便是旱季也在地下30米深处有水。然后,我们采用当地的电源和应急柴油发电机、一个太阳能装置和一台当地可以买到的水泵修复了供水系统。最后,我们还焊了一个六立方米的水箱,用骆驼拉绳子的办法,把它放到高架上。只用了几个星期,就重新有了清澈干净的水。项目结束时,我们搞了一个盛大的告别活动。这个项目至今还在用。

作者:Martin Reeh
责编: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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