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范之争的政治寓意:″闷声大发财″时代结束 | 时事评论 | DW | 13.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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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

崔范之争的政治寓意:"闷声大发财"时代结束

虽然范冰冰以发布公开检讨书、承诺缴交八亿元税款的方式逃开了刑事指控,范案似乎告一段落。但是,当初举报她的崔永元并没有停下来。北京政治观察家白信认为,崔、范之争的背后隐约闪现出中国政治的“第三条道路”。

China Schauspielerin Fan Bingbing (Reuters/E. Gaillard)

范冰冰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德国之声中文网)因为"演艺界特别巡视员"名声的鹊起,崔永元对范案关联人的揭发似有愈挖愈深之势,而崔、范两人背后的两种力量也渐渐浮出水面。在贸易战背景下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论正酣,崔、范之争竟然不经意间为这一争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旁证,也折射出当下中国的权力斗争格局。

譬如,当崔永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范案背后力量的关键人物指向了上海,一位长宁区高级公安的儿子,公众才恍然大悟:以范冰冰出演的《大轰炸》为代表,投入演艺界的资本和权力组合不仅包括了人们熟知的上市公司、互联网金融等等,更关键的关系人则是来自地方执法力量。正是他们,公检法部门的要职人物,作为地方政治网络的核心,也插手或者隐身在演艺界利益综合体中,扮演着"闷声大发财"的角色。

沦为奴隶与玩物的明星们

只是,随着崔的揭发,这一江时代"闷声大发财"的政治经济模式才似乎开始真正曝光于天下。其中,范冰冰等等明星,犹如《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虽然生活精致也是阶级婚姻必不可少的点缀--以女主人姿态维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显示,却是财产婚姻的奴隶难以摆脱,她们则是中国整个权贵阶级的玩物,一方面以苍白的演技掩盖着身后如冰山一角的资本-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则以"网红脸"和绯闻故事教导、塑造着社会风气,引诱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女孩像妓女一般向权力和资本献媚。这也是"闷声大发财"通过娱乐业所散播的意识形态逻辑,范冰冰则是其中偶像化的符号。

China vermisste Schauspielerin Fan Bingbing (picture-alliance/AP Photo/M. Schiefelbein)

位于北京的范冰冰工作室

当然,中国电影业为之洗钱的行业性功能或许更多地只是服务于地方权贵,毕竟他们更青睐也更容易利用电影业或演艺界的分散性结构,亦同21世纪初期众多煤老板之热衷投资电影、娶电影明星,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闷声大发财"时代组成了一个从乡村到省市再汇聚政治局层级的权力-资本庇护关系网。然后,在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薄熙来集团倒掉之后,在安邦、海航、政泉控股等一系列太君级资本大鳄解体之后,这些江时代的地方权力-资本利益集团终于因为今年春季开始的"扫黑除恶"运动而上升为公众更喜闻乐见的打击对象。

崔永元代表的新兴力量

也因此,在范冰冰这个集"闷声大发财"之权力-资本和意识形态双重符号的"网红脸"上,特别是范冰冰释放后那张眼神惶恐无助的素颜照流传在中国社交媒体后,公众也才可能意识到崔永元所倚的力量所在,远非"残存的话语权"这么简单,而是另一支新兴力量--一个以广泛的大院子弟为代表的群体,出现在传统的红色精英群体和地方官僚与权贵之间,开始改变以往的政治沉默而积极介入社会公共议题。其中,崔永元代表的军队大院子弟居于核心,包括了崔健、王朔等等更早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文化繁荣期间的代表性人物,也重合了蔡霞、高晓松等传统被视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今重新以军队大院子弟表明其新的身份政治符号的人物。

China Peking Cui Yongyuan (Imago/VCG)

崔永元还能发挥多大作用?

他们以兼顾精英和平民的中间立场和横跨所谓体制内外的身份,以包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语,利用他们丰富的社会资本,成功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既有对地方权贵-资本主义的批评、也有对平民阶级的同情和对国军老兵的民族主义关怀,几乎以他们特有的军队出身连续着共和国的法统继承,也区别于19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主流,几乎标志着他们作为曾经"反叛"一代的回归,酷似欧、美1968"造反一代"从1990年代向社会主流的回归。在冷战后刚刚开始的全球化时代,他们戒掉毒瘾,去掉染发和嬉皮士标记,重新穿上西装,到律师楼上班,过着稳定的核心家庭生活,也选出克林顿、布莱尔、菲舍尔这样的自由派明星政客,试图开辟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当然,迄今为止,外界还很难估计崔永元所代表的这一新力量到底有多大,也不清楚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习近平代表的红二代精英集团相比是否具有足够的差异性,似乎现在就谈论第三条道路尚为时过早。但是,在当下全球范围的新认同政治时代,当习近平执政六年来分别以反腐运动和反颜色革命为名逐一摧毁或瓦解了旧的官僚-利益集团和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知识分子和NGO)之后,在认同政治的自然驱动下,文化上最早反叛、经济上相对贫困、政治上一度边缘化的军队大院子弟群体似乎正在重新集结,填补政治真空,并且以相当微妙的差异性拉开与习近平集团的距离。

例如,本来同属红二代集团的刘少奇之子刘源,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召开之际,公开出版了对父亲的回忆录《梦会万里 保黄卫华》,罕有地强调一向被认为"白区党领袖"的刘少奇也是建军元老,并且亲自领导了导致朝鲜战争结束后也是斯大林死后中国政策的转折--援越抗法战争,即1954年奠边府战役所标志的中国东南亚政策转型,直到1965年"9.30"印尼共倒台。

刘的这一动作和书中评论,普遍被北京的观察家认为是对军队反腐做出关键贡献的刘源在表达兔死狗烹之意,并向习近平的新毛主义表示不满。这种境况不独刘源独有,被认为代表"残存话语权"的崔永元和整个军队大院子弟群体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相同不满,而且更重要的,他们得到了正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展开的复转退军人抗议运动的呼应。似乎,崔永元等大院子弟在社交媒体,复转退军人在街头,两支相互同情的军队关联力量正在汇合而成一支全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而其组织性、社会资源和话语能力都是此前任何运动都难以匹敌的,也具有空前的体制契合能力。能否形成真正的第三条道路,在习近平集团之外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唯一不确定的,或者只是时间问题。

德国之声客座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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