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平路：香港宿命像两辆火车对撞

（德国之声中文网）2022年7月1日是香港迎来主权移交25週年的日子，近年历经“反送中”运动、《国安法》实施等翻天覆地的变化，走过“一国两制”上半场，香江风貌早已大不相同。

曾获台湾“国家文艺奖”的作家平路，2003年至2010年间驻港担任台湾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期间筹办“台湾月”活动，是港台文化交流重要推手之一，也曾为《明报》等多家港媒书写专栏，出版《香港已成往事》散文集录下她的香港见闻。

上次赴港，现年69岁的平路说，已是大疫之前的2019年，她在香港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参展香港书展。说起香港那些年，1997年主权移交大典、2003年张国荣和梅艳芳相继离世，一代传奇的两场葬礼，平路说，她都在现场。念 念不忘“东方之珠”，她缓缓向我们说起香港的那时此刻。

德国之声：今年“七一”是香港主权移交25年，亦是“反送中”运动3年、《香港国安法》生效2年的日子。香港近年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平路：我换一个方式来讲你这个题目。其实我自己一直在想，回归之际，从九七那些年来，香港人、香港的朋友，或者我自己都会问的一个题目是——香港会不会从原先的“东方之珠”变成一个很黯淡的中国南方的城市？香港会不会失去它的特色？失去香港所以为香港的特色？这是从九七之前就开始有这样的忧虑，现在看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忧虑的。

德国之声：香港特色指的是什么？

平路：香港的特色有很大一部分跟它的身世很有关系。它原来是个殖民地，所以它身上有一种非常驳杂的色彩，这个驳杂的色彩无论以文化或创造力来讲——未来每个地方的实力，应该就是它的创造力——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偏偏这个殖民地的色彩，又恰恰是香港从九七年以后最大的难题，就是它的困局。这是我自己在谈香港常常在思索的问题。我当时在香港就已经感觉到，也一直会提出来。想不到它越来越成真了。

德国之声：有什么具体事件让您有这样的感受？

平路：我记得1997年回归典礼的时候，当时我有在场。我参加一个叫浩然基金会，（它）请了一些人去香港看回归大典，我在场的时候非常印象深刻，当时的文官之首陈方安生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旗袍，颜色非常鲜明。大红色的旗袍，那个红就是所谓的中国红，非常醒目，可是它很不平常。

后来我到香港的时候是2003年，无论是女性高官或高官夫人，或是大商人的太太或女性，他们都非常喜欢穿大红色的礼服。香港人本来很注重会不会撞衫撞色撞包，可是她们每次都要穿那种红色。我从1997开始就很注意香港，他们每个艺人出来的场合，电影明星表现自己都一定会唱一首歌叫做〈我是中国人〉，这样的强调就是因为原先有一些不确定、有些心虚，所以才一定要穿大红色的中国红，即使旗袍有时候穿起来并不是那么合适，在有些场合你看起来就乡气，可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换句话讲，这个心虚其实后面会感觉到一种不够信任，这个就是殖民地身世的问题——它很怕中国过来后不信任，反之亦然。

这个不信任感已经真正看出端倪，也是一个隐喻的话，其实从接收大典那天风狂雨骤，天象也很不好（就看出来了）。从那一天，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者，已经觉得中间是没有办法弥合的，因为殖民地身世所带来的隔阂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回归到现在20多年，每一任的行政长官以及他的行政班底几乎都是一样的问题，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有政治能力的执政班子，一方面可以面对北京，一方面可以让香港人民信任，这中间的许多不信任，某个意义上简直是非常宿命的。

如果说是有50年，到现在来看的话，当然是都没有办法挽回，让那个不信任度能够渐渐减低，现在讲的话当然是益发地不可能。

我一直对香港有很强的宿命感。我那时很喜欢用的形容词是，就好像两辆火车，你真的一看它就会对撞，它没有道理不会对撞。尤其这几年从梁振英到林郑，那是根本权力体系无法支撑的，因为既没有民意的支持、又没有北京的完全信任，所以它怎么样都做不好，怎样都会惹来民怨。

德国之声：香港“黄金年代”的文化影响力——无论是港乐或港产片——是很旺盛的，影响台湾甚至整个亚洲，现在它在华语世界影响力如何？

平路：坦白说，这也是我真正非常担心的地方。它越来越黯淡的时候，大家把它当成一个部件来处理，譬如说上海片场需要哪一种技术人员的时候，他们去香港招募，甚至重金招聘，可是一旦学会了他就不用了。他是把它当作一个配件、一个需要的部分。

回到我刚刚讲的比较抽象的部分，20多年的时间很被压缩，加上香港不是那么政治化的地方，一旦政治化后许多事情就渐渐无法让它发酵。其实香港跟中国大陆、甚至跟台湾，我一直觉得对它的了解其实不够，没有从了解中觉得香港的创意是把这些部件放在香港它就会发生的，而不是一个个部件把它找过来，为了上海片场的需要等等。

这并不一定是后面有什么人的旨意，要去消散香港的创造力，而是当一方面，金钱的逻辑是这么样的强大，赚人民币可以赚那么多，另一方面还是回到大家对香港的创意并不是从心里觉得它有它的地方特色、它的殖民地特色会让它的作品出来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它就是有一种驳杂之感让它特别精彩，我们很少用这样的眼光去看香港。

德国之声：现在有所谓的《国安法》，界线也比较模糊。在做文化交流的时候，这会变成一种顾忌或自我审查吗？

平路：当然都是有可能的。这些“红线”一定在，要多麽小心不要踩在红线，不要变成自己的麻烦，也不要变成两地交流很大的事情，这种事情是要格外小心的，因此它格外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一直提的，你不能放弃任何交流的机会，虽然很困难，但你还是要更努力地去做，不能想说那就算了那就不去做了，因为那个地方的这种艺术上的创意，它还是需要各方面的养分进去，需要鼓励。

所有的创作艺术家，他很需要被看见。不能说某些来了台湾就够了，香港本地才是最重要的。长远来讲，那个地方还是要有培养出元气才有可能有未来，才有可能有一天有可能恢复它作为很重要的、无论是东西交流，或是未来过去各种历史纵横的交流的、非常特殊的地方。

德国之声：近年也有越来越多在台港人，您认为他们可以在文化交流上扮演什么角色？台湾方面呢？

平路：对台湾来讲是很不错，因为有廖伟棠、有邓小桦等（来台），所以我们文化上的风景又多开了几株奇花异蕊，对台湾本地艺术家的互相刺激、激发创意那是很有帮助的。

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台湾怎么帮助香港保持本地创作的元气。除了这些人，第一流的头脑、最精彩的创意有机会到台湾来，不只是交流，而是常驻，当然会给我们很多养分，另一方面一样重要的是，怎么帮香港？

我们都知道，你只有在地的养分才能养出真正属于香港的艺术家，那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可能做得不够，怎么做可能还需要一些思索。无论如何你不放弃另外一半我们需要努力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是文化就不管它，因为政治我们没办法插手（就不管它）。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尽量地去参与，用任何的形式，譬如台湾过去做展览，多交流，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去。那是一个真正的、那个地方的创意，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呵护。

德国之声：香港作家西西的《我城》是书写香港城市身份认同思考的先行作品，到后来《浮城志异》也被认为带有“香港人”的意识。2020年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她“对这半年发生的事感到很痛心”，并以“危城”形容当时香港境况。“一国两制”25年，您怎么看待“我城”、“浮城”到“危城”的变化？

平路：不管它是怎么样变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文化人、艺术人来讲，当地人的文化艺术来讲，它应该还是“我城”，它还是那个唯一的城——你可以出走、可以流亡、可以到别的地方创作，但一定还是有一批人要在那个地方，把那个故事书写成自己的部分，他要留下他的记忆。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所有在外面的人，应该要关注、应该要祝福、应该要给予我们最大可以做些什么的，那个还是非常重要。

虽然我们讲，包括它的电影业现在支离破碎，真的叫支离破碎，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期待不管用任何方式，参加影展那只是一项，用各种方式让它保存能够说那个地方故事的能力。无论它的现状怎么样，还是“我城”。

德国之声：您曾出版散文集《香港已成往事》，现在“香港已成往事”了吗？未来有打算再书写香港吗？

平路：那个时候书名叫《香港已成往事》，但其实我离开香港后——说没有一天（不想）是夸张的说法——但它确实一直在我心里，可能因为七年的时间实在不短，尤其在我自己创造力或想像力非常丰盛的年代，那个七年对我非常重要。

我在香港有非常尽心地工作生活，还有一些非常知心的朋友，在我的生命中，它真不是往事，它时常还是在我心里，还是不可能不关注它的福祉，而且我都希望我是以它的本位去看事情，希望对那个地方我关心的人最好的方式，所以其实是情深款款，还是感情很深。

我常常想到我在香港那个地方租的房子，很小一间，是我自己找的，而且我一住住了七年，我常常都会记得在那个阳台上，一个人过了很多的时光，没有办法忘记。甚至我今天早上居家隔离时间，我还在看一本香港朋友寄给我的书。那个都是很绵密的记忆。未来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写，但心里的关注是一样的。

平路本名路平，是台湾当代最知名作家之一，2021年获“国家文艺奖”。2003年到2010年间，她曾在香港担任台湾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除了出版小说及散文，她也曾任《中国时报》主笔，并为港台多家媒体撰写专栏。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 2022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并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