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股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 | 时事评论 | DW | 28.0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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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

客座评论:股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

中国官媒近来不断发出“股市将成为国家重要核心竞争力组成部分”的论调。自2015年短暂的牛市后,中国股市再度陷入低迷状态。此番改革会重蹈覆辙?还是会闯出一条新路?经济学者沈凌认为,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Symbolbild China Währung Yuan (Getty Images/AFP/F. Dufour)

沈凌: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下,高层的表态对经济的影响力是不容低估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下,中共高层的任何一种表态,对经济的影响力都是不容低估的。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也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第二次以金融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也是十八大以来第三次政治局级别的金融主题会议,结合最近股市火爆的行情,被民间解读为股市上涨的理由,甚至有人回忆到了2015那一场"国家牛"的气息。

实际上,针对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问题,中国领导层一直都没有忽视过。在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市的时候就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核心角色

在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不过在当时的市场氛围中,这样的表述更多地被解读为对金融安全的强调,因为要降杠杆,于是甚至被理解为对股市的抑制。时过境迁,如今同样的会议主题,在股市大幅反弹的情况下,就被解读为"股市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真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环节,主要体现在为实体经济融资的功能上。有一个健全的、合乎发展阶段的金融市场,就可以把资本有效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从而促进生产和消费,完成国民经济的循环。

我在去年底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系列文章(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马云们靠什么发家?)中提到,中国现阶段的主要困难和机遇,都在于经济的转型升级。而经济发展越接近于前沿,就越需要一个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相配合。这不是说,过去中国以间接金融为主的市场结构是不合理的,而是说它符合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应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制度性的调整,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不断地改革,而在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中,就被表述为"内生性制度"。

中国前一阶段一直强调的"降杠杆、稳金融",就是针对在以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为主的时候,造成的大量呆坏账的处理。但是不断地处理呆坏账,不断地关停并转搞"供给侧改革",都只能是整顿旧经济,不能直接产生新经济。而中国金融想真正稳住,还是需要在增长中解决问题。就像上世纪末,中国政府对四大行的高额坏账处置一样。剥掉坏账成立另外的资产处理公司,可以处理四大行的账务问题,但不能解决中国宏观经济的转型升级问题。最终整个经济是在加入WTO后,获得新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高速增长,也同时解决了旧坏账的。

China Dr. Shen Ling (privat)

本文作者沈凌

那么现在中国经济的出路呢?依然需要新兴产业的发展。但是具体的产业选择,政府没有能力去指定。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完善金融市场,让市场说话,让金融市场去配置资本,在优胜劣汰中选择出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新兴产业。而由于现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远远高于二十年前,我们的新兴产业也已经越来越和世界最前沿的新兴产业发生重合。就像是华为老板任正非说的:华为的技术创新已经渡过了模仿阶段,进入到了一个没有方向的沙漠地区,需要自己摸索,没有前人可以借鉴。中国整体的宏观经济虽然还远没有到达华为这样的阶段,但是越来越趋向于此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间接到直接

因此,同样一句话,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在金融市场的结构上是可以作不同解读的。

九十年代的意思是要大力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市场,为的是给资本密集型产业提供扩张的资本。所以当时剥离四大行的坏账,实际上就是让全民为此买单。于是四大行轻装上阵,同时又通过海外上市,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到现在成为中国最赚钱的企业。

到了今天,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大力发展以股市为主体的直接金融市场,为的是给技术密集型企业提供资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股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过。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实际上做过一次尝试,那就是建立于2010年的深圳创业板。但是在2015年的人造牛市中,投机资金利用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过度透支了未来的红利,毕其功于一役,实际上葬送了一次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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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再次提出科创板,并且和当年一样试图进行注册制改革,是会重蹈覆辙呢?还是会闯出一条新路?我们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取决于很多制度性的前提条件。比如能不能增加金融市场的违法成本?加大退市力度?这些都在中央领导人的表述中有所提及,但是远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制度。所以,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也作为一个投资中国25年的普通投资人,我抱着谨慎的乐观,看待本次股市的复苏行情。

 

作者沈凌为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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