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疫情时代的中国高科技公司还会好吗? | 评论分析 | DW | 12.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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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分析

客座评论:疫情时代的中国高科技公司还会好吗?

贸易关税战还未结束,新冠疫情依然绵延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高科技头部公司前景如何?在与美国同行的比较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经济学者沈凌对此进行了一番审视。

DW Doku zur chinesischer Seidenstraße auf dem Balkan

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巨头,今后是否依然能畅行世界无阻?

(德国之声中文网)两年前新冠疫情刚刚开始,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和打压也同时开展。这两年来,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中国供应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这两年的国际贸易状况,在美国持续的打压下不仅没有倒退,反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美贸易顺差不断增长就是对贸易制裁的最好回应。那么这两年来中国高科技公司的状况,是不是和我们的宏观经济一样,取得了对美压制的有利反击态势呢?

去年国庆前夕,华为公主孟晚舟被释放回国,华为公司上下欢腾,算是一个象征意义的胜利。除此以外,华为的近况并没有实质性的转折。2022年伊始,华为公布了2021年度的营销收入,大幅度下滑到了6340亿元人民币,降幅30%。这是华为历史上少有的情况。因为过去五六年内,华为的年均增长率是20%左右,所以,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裁,现在的华为营收应该在10500亿元人民币左右,和实际情况相差65%左右。这不是毫无意义的对比。因为此消彼长,华为营收大幅度下降,意味着市场拱手让人,以华为对标的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在2021年前的五年内,营收增长率一直低于10%,但是2021财年一下子达到了30%,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于华为市场份额的出让导致的,但是在中美高科技头部企业的激烈竞争中,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华为的未来堪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两年前,我以2019年财报为依据,为中国国内一家财经媒体撰写了《中美高科技头部公司的比较与展望》的文章。现在我继续追踪中国五家头部公司(华为、腾讯、阿里、京东和百度)和美国五家(亚马逊、苹果、谷歌、微软和脸书)高科技头部公司,发现这两年疫情经济中,美国的五家公司,其营收合计不仅没有减速,反而出现加速迹象。以美元计价的话,总营收收入增加了57%。而上述五家中国公司,仅仅增加了32%(因为财报公布的时间不同,中国公司的相关数据,除了华为,别的公司暂时以已经公布的季度数据推算,推算办法是把最近的季度增长率等同于年度增长率,再以2020年为基数乘以这个假设的年度增长率得到)。当然,国别对比需要统一币种,这两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升值,从大约1比7升值到了1比6.4,即使如此,以人民币计算的美国公司营收收入增长率也达到了44%。这使得中美的差距从两年前的2.6倍扩大到了2.83倍。

美中科技巨头研发投入差距拉大

营收收入是研发投入的基础,一个公司如果失去了营收收入,那么研发费用就无从开支。这是起码的常识。两年前美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合计7609亿人民币,而当时的中国公司研发费用合计是2379亿元,美国是中国的3.2倍。2021年,美中公司各自的研发费用分别是9921亿元和2861亿元(美国研发费用按照6.4汇率折算为人民币),美国是中国的3.47倍,差距扩大了8.4%。

如果说上述五家中国公司的营收总和增长不及美国公司,其主要原因是华为受到了美国的打压,不得不让出主要的市场份额;那么这五家公司的净利润总和的增长也不及美国公司,主要原因就是阿里巴巴的下降。一方面受制于市场扩张的天花板;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对阿里的巨额罚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不仅让这些头部公司直接减少了财务报表上面的数字,还严重影响了这些公司的发展战略。比如腾讯就在这之后即刻表示要捐出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共同富裕”,而阿里也不得不跟上,随后的几个月腾讯又开始甩卖诸如京东之类的互联网资产,收缩战线,摆脱市场垄断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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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市场垄断地位是效率缺失的重要源泉之一,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对此深恶痛绝。但是在世界市场上中国这些高科技头部公司的实力地位还很弱,在美国的打压下,进步殊为不易。最近十年来,即便扣除掉华为被美国打压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公司无论在营收还是在研发上的增长情况都只是和美国公司堪堪相当,完全没有在传统产业上势如破竹的赶超趋势。更何况还要面对强烈的政策不确定性呢?腾讯和阿里这类的中国公司,每年的研发费用也不过才500亿元人民币,是应该鼓励它们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高科技研发呢?还是应该接受它们的社会责任感,拿出1000亿元去扶贫?对于中国经济体而言,是让腾讯专注于更加擅长的互联网产业布局和投资,同时让地方当局专注于各项扶贫事业好呢?还是让腾讯这类高科技公司专注于扶贫工作,各地政府忙碌于高科技产业投资,更加有利于中国的稳定增长?

未来十年将会是中国GDP总量全面赶超美国的关键时间,相较于GDP总量的超越,笔者更加关心的是:中国经济能不能从传统产业优势型迈向以技术进步为驱动力的科技创新型?对此,中国似乎应该更加注重市场机制在其中的主导作用,虽然政府的帮助之手也是必不可少。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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