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投资滞后掣肘德国经济 | 经济纵横 | DW | 01.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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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

客座评论:投资滞后掣肘德国经济

经济学家Thomas Straubhaar相信,威胁德国经济繁荣发展的最大因素并非特朗普的攻击性政策、中国的威胁或英国的无协议脱欧,而是投资弱势,它会使德国落于人后。

(德国之声中文网)有关德国经济会否、以及何时出现萧条的激烈争论掩盖了一种对富裕而言更具根本性的危险。因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及接踵而来的经济骤跌以来,德国国内投资太少。1991年,设备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08年的占比尚未到8%;目前,其比重仅为6-7%。

蜗牛般投资速度如何在长期上会剧烈影响德国经济的未来能力,可以从生产率上看出。生产率是投资的反射,因为,它衡量价值创造,即每个劳动力或每个工时的平均产值。

在此,当然能很直观地看到,员工们是徒手、用铲子、镐子,还是使用挖掘机或其它重型设备开挖建筑坑地;信息数据是以手动方式、用便携式计算器、简单的计算机,还是经由激光、聪明的算式和人工智能获取、加工。使用的电脑和机器人越多,生产率便越高,--说到底,也是因为,随着使用新一代自动机,技术进步也进入了生产工艺,而生产过程越有效率,开价也就越具吸引力、经营规模便越大、可用于支配的收入就越多,更易分配给劳动和资本即人与机器。

劳动率爬行增长

在早前经济腾飞阶段的1970年代下半叶,德国小时生产率年均增长3.4%(扣除价格因素);80年代,年均增长3.0%;1990年代2.2%;从2000年至2008年年初,更降至1.4%;而在2009年年中至2018年年中的几达10年的经济上升期中,小时生产率年均增长仅1.1%。

作为投资保守及随之而来的投资增速慢缓的结果,生产率的爬行般增长将比其它任何因素都更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使德国的经济繁荣不保。它的严重性超过特朗普的攻击性政策、中国的威胁及英国的无协议脱欧。因为,生产率增长实为薪资增加的基础。

Buchmesse Leipzig - Thomas Straubhaar (picture-alliance /dpa/J. Kalaene)

本文作者曾任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这里,适用的乃是这条简单法则:今天的弱势投资行为导致明天生产率进步缓慢,使薪资水平凝固或仅微幅增加,--慢于其它那些国家,在那里,普遍的无收银台的无现金购物、无秘书的无纸张办公、软件机器人追债、审查保险赔付案证明、人工智能医疗诊断或X光片分析成为日常标准。

投资行为少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率进长缓慢,其原因众多。但其中的一个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对未来是否能有所改善具有决定性意义。

哈尔茨-改革有副作用

时任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及其红绿政府在上个十年中期实施的《2010议程》和以彼德·哈尔茨(Peter Hartz)命名的"资助和要求"劳动市场改革旨在使尽可能多的人有工作。与此相应,加大了对失业者的压力,要求他们必须就业并因此接受报酬相对差些的工作。最终,德国就业数量快速增加,从2005年初的500万一路降至2019年夏的227.5万。这是一个巨大成就。

然而,德国的这一就业成果与一种副作用密切相连。它基于在雇员作为对创造及保持就业机会的回报而在增薪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但是,一旦劳工变得便宜,对企业而言,便缺乏企业经济动力,在设备、机器人或新一代数字技术上投资。毕竟,既然劳动力如此廉价,缘何还要使用昂贵的自动机?与此相应,现代化动力付诸阙如。

企业使用了人,而非机器。因此,在这个国家,众多工作过去是、现在也是继续由人工和手工,而不是由自动机和机器人去从事,--这本来是可能的,而且,在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体那里如今已是普遍现象。在别的国家,薪资结算、记账、物流、财务、保险业等领域,软件和算式的应用远多于德国,而若涉及购物和诊断,收银员和医生已然多余。

Deutschland KUKA Robotics (picture alliance/dpa/O. Berg)

既然劳动力如此廉价,缘何还要使用昂贵的自动机?

如同东德?

倘在过长的时间里坚持工业社会的陈旧教条,那么,处在信息化和数据经济学时代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有可能遭遇前东德曾有过的命运:以低劳动率和与之相应的低报酬及富裕程度普遍低下为代价的全民就业和高度的就业保障。

未来,最优先考虑的该是生产率,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换取高就业。通过让廉价劳动力去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本可以万无一失、更好、更经济完成的工作,以维持众多行业的就业岗位,这是一种必定失败的战略。

在长期上,竞争力和富裕只能经由更多投资(也在教育和科研领域)及由此而来的更多创新和更高的生产率才能得到确保。总体上人数虽少些,但素质更高、更有动力、更健康、更平衡并因而远比现在更有效率工作,--这应是未来劳动市场政策的目标。只有这样,才有能力支付高薪,从而使后代们生活水准的提高成为可能。

 

本文作者是瑞士经济学家和移民问题研究者。他是汉堡大学国际经济关系教授。从19992014年,他是汉堡世界经济档案馆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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