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香港新聞自由在寒冰中頑強地生存 | 德国之声 来自德国 介绍德国 | DW | 30.09.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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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风云

客座評論:香港新聞自由在寒冰中頑強地生存

香港記者協會(HKJA)和香港民意調查所(HKPORI)日前公布香港新聞自由度調查發現,香港記者對2021年新聞自由程度的評級暴跌了6個點,降至26.2,創歷史新低。國安法施行之後,香港新聞自由還剩下什麼?

2022年1月15日,英國倫敦的香港人聚集在皮卡迪利廣場抗議香港新聞自由下降,然後向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遞交信函。

2022年1月15日,英國倫敦的香港人聚集在皮卡迪利廣場抗議香港新聞自由下降,然後向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遞交信函。

(德國之聲中文網)若問香港的新聞自由狀況,看看記協做的業界及市民評分可知一二,那個評分就像是「新聞自由清零」一樣的慘烈。

以前香港的新聞業界可說是華文世界的領頭羊,中國大陸沒有新聞、只有喉舌;台灣新聞自由奔放,但有時筆走偏鋒,車禍新聞家長里短,沒了沒完。

時至今日,香港的新聞自由,餘下甚麼?

我理解的是,「在精選下的新聞有少許批評的自由」,甚麼意思?

政治話題完全就是禁區,最明顯例子便是721831,反修例運動中最令香港人悲傷憤怒的日子,也是兩個懸而未決的大案。

作為正常的傳媒機構,每年這些日子都應該要設專題、做追蹤、訪問倖存者目擊證人,想方設法還原真相。

但今年的香港傳統媒體,除了報導721警方在元朗站外的最新行動情況,便不再有深入的專題討論,因為這已經是官方定了案的題目。

如果有一天,台灣媒體不能再回顧、探討228的歷史意義或者對政府的轉型正義做檢討,228就只變成一個假日,這樣的輿論環境,你能接受嗎?

自從香港電台的編導蔡玉玲追踪721涉案人士的車牌號碼,結果反被警方控告提供錯誤資料調查車牌的「虛假陳述」罪名,官方強權介入阻止調查的態度也就昭然若揭。一般傳媒機構誰也不願去碰這個禁區。

還有一些大方向的政治題目,也是不容許異議聲音,例如「國民教育」的議題。例如校園要舉行升國旗比賽、引入愛國電影、校園圖書館下架政治不正確的書籍,凡此種種,再無異議,有的只是附和文章,訪問一些學生看完愛國電影如何「眼濕濕」(感動流淚)、如何表達「我和祖國心連心」的肉麻表白。

才不過在2012年,特區政府要引入「國民教育」,社會各界強力反對,媒體也是大篇幅批判監督,質疑背後動機。兩相對比,雲泥之別。

但在硬橋硬馬的政治大題目之外,香港傳媒仍有監督批評的空間。

2022年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從80名下降至148名,跌68名,成為跌幅最大的地區。

2022年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從80名下降至148名,跌68名,成為跌幅最大的地區。

最近香港放鬆了防疫措施,0+3上路,傳媒焦點都放在新官上場的醫務衛生局長盧寵茂身上,因為這位新貴之前是緊跟中央指示,要求動態清零,更豪言「與病毒共存只會共赴黃泉」。

於是當特區改變防疫方向,等於打臉盧寵茂,傳媒便要求他回應,某程度也是給這位官員相當大的尷尬,這仍然是允許範圍。

甚至,傳媒也可以自由報導此前香港防疫的嚴苛,令香港競爭倒退,被新加坡超車、影響經濟發展等等的內容。

如果和國內的輿論環境相比,你是不可能聽到有媒體質疑習總書記的「動態清零」拖垮中國經濟的聲音。

國安法下,香港傳媒也找到另一扇獨特的監察窗戶,便是「法庭版」。

反修例案後,法庭新聞變得非常重要。一方面是,每一宗法庭判刑的案件,都涉及重要公眾人物,譬如立法會47人案、蘋果日報的黎智英、主教陳日君,本身已是新聞焦點;再加上每一宗的控罪,都可能是歷史見證,譬如是否真的會判「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違反國安法?所謂「煽動仇恨」具體的定義如何?黎智英會否交由內地審議?法庭新聞變作時代見證。

更重要的是,法庭上控辯雙方的交鋒,也可以突顯出控方的無理、荒謬、橫蠻。例如支聯會被控違反《國安法》的案件,被告之一、同時也是大律師的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便在法庭多次詰問控方的無理要求、讓公眾看到《國安法》下只有不公平的審訊、也在庭上多次慷慨陳詞,表達追求民主的訴求。在《國安法》嚴密看管下,本來很難出現這些訊息或者評論內容,但在法庭新聞的大背景下,這些內容便可以正大光明的呈現公眾,而又不會觸碰紅線,因為一切只是把法庭內容如實報導矣。但公義和真相,就在法庭的陳詞中,悄悄公諸於世。

政權也有防範,一度禁止傳媒報導《國安法》下的案件詳情,後來被法庭推翻,這也是體現了香港新聞自由的攻防戰。

中國的法庭為何都沒有公開庭審?為何異見人士的審判,都是閉門進行?就是害怕讓公眾知道黑暗野蠻的真相。

所以,「法庭版」成為新聞界的突破口,不甘做喉舌的傳媒會詳細記述法庭新聞,相反那些配合維穩唱好主旋律的傳媒,便只會粗略帶過。香港也出現專門報導「法庭新聞」的網絡媒體,在寒冰中頑強生存,絕不投降。

總結﹕和中國大陸相比,政權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打壓仍未「合攏圍堵」,在特定政治話題外,仍有不少縫隙可以游走;留在香港的媒體工作者,也不甘坐以待斃,爭取在僅有空間下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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