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中国歌迷怎样去爱404艺人? | 媒体看中国 | DW | 25.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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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文摘:中国歌迷怎样去爱404艺人?

有评论指出,中国的言论管制越发严密,香港、台湾甚至中国大陆都有不少艺人疑因政治表态而纷纷登上黑名单。但是,歌迷一般都会认同作为艺人有责任去为社会发声,佩服其勇气和坚持。

Genf Denise Ho Rede vor UN Hongkong

香港歌手何韵诗是在大陆被封杀的艺人之一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端传媒》发表文章《明哥、阿诗、MLA:香港违禁歌手,和他们的中国粉丝》,作者孙小椒说, 2014年雨伞运动,是一些艺人被初步封杀的导火索。那年6月黄耀明的微博被封,因为他在演唱会大荧幕播放了赵紫阳、崔健、陈冠中等人的名句。2014年雨伞运动,也创作了支持伞运的作品,随后他们在中国一些城市的巡演被取消。2017年,黄耀明在土豆、优酷等影音网站的内容被下架;2019年,达明一派的内容被全网下架。随著2013年中国高层领导人换届以来,中国的言论管制越发严密,香港、台湾甚至中国大陆都有不少艺人疑因政治表态而纷纷登上黑名单,包括歌手黄耀明、陈升、李志、何韵诗,演员黄秋生、叶德娴,乐队团体灭火器、Rubberband、C all star,填词人林夕等。

文章说,一般被封杀的歌手的歌迷群体,大家都会有那种“命运共同体”的感受,都会在群组中相互帮忙解决各类问题,最基本的,例如怎么听歌的问题。何韵诗的粉丝阿文说, “一开始只有一个群,后来被彻底封杀之后,大家都需要一个可以一起追星的地方,于是慢慢从一个群(发展)到现在四个群。”由于害怕遭遇网络暴力甚至举报,接触404粉丝社群需要经过重重考验,戏称为“政审”。他们一般都会认同作为歌手艺人有责任去为社会发声,佩服她的勇气和坚持。

脱贫只是官方数字游戏?

台湾《报导者》发表文章对《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作者罗谷(Dexter Roberts)的采访。文章说,在计划经济精神与政治挂帅的文化下,什么经济社会目标势必都会如期完成。罗谷在安徽小岗村的见闻,不出外界预料,脱离贫穷只是官方统计数字的游戏,许多民众生活并未实质改善。然而,也有报导指出,中共大撒币在乡村铺建基础设施,厕所、道路、电力,补助改建房舍,确实使部分人民有感,提升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度。至于民众争取权益的抗争、维权,中共显然更优先考虑维持社会稳定。在严密的“天网”系统、社会信用体系和网格化管理的社会控制机制下,加上疫情以来“健康码”的广泛推行,群众已难以串联。

Coronavirus China Impfzentrum in Chongqing

抗疫成就是中共宣传“举国体制”优势的一大重点

文章说,在中共垄断政权下,豪商富贾与中产阶级并未如“现代化理论”推测的争取政治民主,只想与中共权贵共谋分赃。中国民族主义也是重要的精神驱动力。中共常夸耀“举国体制”优势,特别在宣传抗疫成就和“嫦娥五号”登月等重大科技成就上──只要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即使是科技先进、睥睨群雄的美帝也会像韩战时被击退,没什么事不能克服。中国能否打破国家失败的命题,只能留待时间见证。

香港自由的代价越来越大

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因在采访过程中查车牌被判有罪,成为第一个查册获罪的记者。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自由,从日用品变奢侈品》,作者李平说,当记者的查册等采访行为是基于公众利益时,不是记者要有特权,而是传媒在行使监察权、履行监察责任,如果因此被检控、被定罪,何异于裁定传媒监察有罪?这堵塞的不是市民私隐暴露的漏洞,而是公众的知情权。

HongKong Justiz l Journalistin Choy Yuk-ling verurteilt

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

作者说,更令人心寒的是,今日香港,不只是新闻自由受到侵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集会游行权、自主的参选权和投票权等都受到侵犯。自由与法治,都是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柱。它们渗透在港人的日常生活,让港人习以为常。但是,自由在香港正从“日用品”变成“奢侈品”,市民为获得自由,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观看视频 03:49

何韵诗:这不是一场孤独的抗争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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