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港人热心营救 黄雀飞向自由 | 德国之声 来自德国 介绍德国 | DW | 03.0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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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风云

六四30周年:港人热心营救 黄雀飞向自由

北京在六四后缉捕一众学生领袖,一群香港有心人随即发起「黄雀行动」,至九七回归前秘密营救出400多名民运人士。有份参与行动的朱耀明,当年四处游说各国领事。近两年他出走欧美寻访一众故人﹐为自己纪念,为历史作证。

Chu Yiu-ming (DW/Chinese)

朱耀明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佔中案裁决暂且尘埃麈埃落定,75岁的朱耀明(朱牧)毋须受牢狱之苦,但他没有停下来,探望正在休养的陈淑庄、支援狱中的戴耀廷和陈健民。没有其馀占中两子在旁,朱牧成了採访焦点,谈的不单是佔中案,还有六四事件三十周年。采访当天,朱牧接受《德国之声》访问,畅谈近三小时,细诉当年参与「黄雀行动」的种种。

有人说,营救行动取名为「黄雀」,源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过其实另有寓意。在朱牧的教会办公室内,挂上一幅司徒华的赠画,写上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当中的「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道出了意思。「他当年送给我时,最主要讲到雀鸟被困,最终逃离罗网,所以就得飞飞,似乎跟行动名字贴近。」

八九六四后,北京政府通缉一众学生领袖及民运人士,包括时任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艺人岑建勳、商人陈达钲在内等人,展开营救行动,分成四条地下通道,接收从内地逃亡至香港的民运人士,再想尽办法把他们送到外国。

当年是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成员的朱耀明坦言,「黄雀行动」之初,即协助民运人士透过地下通道来港,他没有参与。直至当年六月底,在司徒华呼吁下才加入行动,主力协助济留在港民运人士生活,更加与港英政府及各国领事谈判,商议民运人士的去向。

法国先开大门美加澳再跟随

朱牧忆述,法国是最早打开大门的国家。「我跟政府谈判,了解到法国领事馆愿意接收他们,大门一开,地下通道就开通,只要救到他们来港,法国领事就可以接收他们,发出签证,隔日就可离港,快速处理。」当年的功臣包括时任法国驻港副总领事梦飞龙。「三十年后我再问他,当时你为何那么勇,可以发签证让他们走,你有没有问过上级,他回应一句令我很诧异,他说『如果一个人尿急会找谁,要救一个人的生命,你会问谁?那应该即时救他吧。』可以想像到,法国人对生命的珍惜和爱护。」

随时间过去,逃难南下的民运人士渐增,朱牧再与港英政府商讨对策﹐令他们由非法入境者变成合法暂居。「当时我跟副政治顾问谈判了四、五天取得协议,所有人来港我送他们到人民入境事务处,经过筛选问话,证明他们是就给予行街纸﹐让他们三个月居留。与此同时﹐我们将名单分给各领事馆,希望收容民运人士。」

当时,法国已接收近七十人,开始感到吃力。朱牧于是到美国领事馆游说,甚至委托他人到美国国务院,结果到当年十月,美国正式接收第一批民运人士,从此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门都打开了,民运人士分别透过难民身分、以学生签证升学进修,或在律师楼签署身分声明离港。而朱牧亦在欧美各大城市组织团体作为接应,协助民运人士在当地生活。

行动长达八年营救四百多人

可以顺利离开的人们固然安乐,但不少民运人士济留在港﹐有人长达三、四年。朱牧称,高峰时要安排七、八间安全屋,也要为他们进行情绪辅导。「有些未走到的人会不开心,问自己为何不可,又试过深夜接到他们来电,说大厦门外有公安,其实那些是屋苑的保安,何来会有公安呢?所以要找辅导员协助。」

「黄雀行动」由八九六四后直至九七回归前,营救了四百多人。香港回归前一年,仍然有数十人济留,形势之急,使得港英政府透过外交力量出手。「港英政府九七年五月回信给我,表明要走的人要在七月前走,愿意走都可安排离开,最后数十人去了荷兰、北欧。当然有部分人懂广东话,觉得香港适合自己就留下来,如今都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了。」

参与营救行动者沦为流亡分子

「没有港英政府、没有法国,黄雀行动不会做到。」这句话,朱牧多番强调。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送走民运人士,自己也身陷险境。「当年中英联合小组讨论时,都有提出疑问,内地来港的民运人士有没有居留权,同一时间又有人问刘兆佳(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等人,参与黄雀行动的人又如何,就说那他们要自己想想吧,他们应该离开。」

观看视频 03:44

专访:朱耀明细诉黄雀行动

朱牧坦言即使当时有国家给他护照,他都无意离港。但在九六年底,政治顾问都认为他离开比较安全,朱牧才向教会申请休假一年,确保所有民运人士可以离港,才于九七年六月中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人,研究人权及宗教自由。

离乡赴美深造,与家人暂别,并不是朱牧所想,更令他有流亡的感觉,情绪低落,靠每天到教会祷告作心灵治疗,「其实要面对文化冲击是很难适应,好像我当时日日吃pizza、饮咖啡很难过,所以也试过发洩,走到唐人街吃了整条白鳝。所以我从头到尾都不会批评民运人士,我们营救他们,从没要求他们做伟大的事,只要他们开心、有工作就可。」

出走欧美寻访三十年前的无名英雄

三十年来,朱牧不忘一众故人。十年前,他发起「回家运动」,希望北京当局准许民运人士回乡、探望家人。十年过去,部分民运人士年事已高,安顿好在国外生活,回家的冲动,再没那么强烈。而当时佔中案在身的朱牧怕被判监,未必见证到六四三十周年烛光晚会,于是过去两年走访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法国多个城市,探访二十多名当年营救的民运人士,摄录成纪录片。「我年纪大了,还有多少个三十年?我希望再见一些我挂心的人,到他们家中吃饭,了解他们家中生活情况,所以完全是友情访问 。」

这趟旅程,有喜闻。「项小吉可说是他们当中最稳定的家庭,当年哥伦比亚大学取录了他,如今成为律师,我很开心见到他。还有苏晓康,他经历苦难很大,90年送他到巴黎,之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访问学人,翌年太太与儿子到美国,但却遇上车祸,太太半身不遂,多年来苏晓康花尽精神照顾她。今次到他家,见到他太太自理能力强,苏晓康走出痛苦阴霾,儿子又成了医生,我很开心。」

再见老朋友,也有悲。「温哥华支联会主席周盛康,他不是逃难出来,而是一直在当地协助我们。我们预备行程时已知他患有癌症病重,这个三十年的伙伴,走到人生终结,我真想再见他一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重要得过这份友情。我们行程第一站,一下飞机直接去医院,天天都探望,不久后他安息了,对我来说总算是无憾。」

观看视频 07:09

六四30年﹕難屬淚憶至親奠亡魂

无数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多年间不曾在文字或萤幕出现,但原来寂寂无名的英雄,一直隐藏在这四百多名「黄雀」之中。「今次我指定要探一个人,大家都以为当年柴玲是自己走下来,其实是有一个人陪她,我们多年来都把他叫作阿洪。」朱牧透露,这位阿洪并不是民运人士,只是在广东的一个接应人,用船接载柴玲和封从德偷渡,去到香港后因为怕二人被认出,于是陪他们上岸直至到安全的地方,结果也成为流亡的一分子。「他不是在镁光灯下,没有人会记得他。他头半日子在法国很痛苦,他要读法文,很不容易,幸好遇到一些很好的法国人,有一个老人家带他到农场帮忙,后来有个香港教书十七年的修女帮他,所以是他的教母,教他法文、帮他生活,如今他已安顿、有家庭有工作,很开心。」

有生之年还得平反六四?

回望三十年前到北京支援学生,见证天安门广场气氛转趋紧张,军队入城包围,六月二日,朱牧临回港前,还叮嘱当时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整个民主运动,基本上已成功将所有华人的爱国心凝聚,希望成为民主强盛国家,但清场是迟早的事,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往后发生的历史,成为不能磨灭的记忆。

平反六四,还待多久?朱耀明认为,要寄望的不是一个时间,而是每个人去装备自己、改变社会。「马丁路德金讲得很清楚,自由,统治者不会白白给你,我们需要抗争、牺牲、受苦,才会得到的,所以希望在于奋斗和抗争的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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