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台港命运分道扬镳之时? | 德国之声 来自德国 介绍德国 | DW | 29.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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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风云

六四30周年:台港命运分道扬镳之时?

三十年前,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台湾仍然由国民党执政。当时两地民众大概想不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会牵引他们的命运。而投身台湾和香港声援行动的灵魂人物,也见证了三十载的变与不变。

(德国之声中文网)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台湾官方和民间都以高调的行动提起外界对此事的关注。上周四(5月23日)台湾总统蔡英文罕有地以官方身份,接见访台的多名六四事件亲历者和异议人士,当中包括王丹、王军涛、周锋锁等流亡学运领袖。她在会上说自己当年是刚毕业的年轻教授,那也是民进党成立不久之时,並趁机重申反对中国的一国两制主张。有分析指,这次高调会面打破了台湾政府三十年来的惯例。

而一如五年前,支联会和华人民主书院在这个重要年份举办大型国际研讨会,流亡世界各地的多位重量级见证人在五月中旬聚首一堂,探讨中国民主运动。不同的是,研讨会的主场第一次由香港移师台北。虽然台湾社会对六四的关注程度低很多,但外界对主办单位的决定不感意外。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近年来香港的形势紧张,特别是言论自由空间紧缩,许多与会者表达不愿到香港,或担心会有压力。台湾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顾虑,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Chinesischer Dissident Xiong Yan (picture-alliance/dpa)

位列中國政府通緝名單上的前學運領袖熊炎,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成功入境香港,並出席維園燭光晚會。

每年六月四号夜晚,点点烛光照亮香港维园,风雨不改。三十年来,这个晚会一直是全球最大型的六四纪念活动。容得下烛光,但香港的大门已非为所有人而开。香港当年是救援逃难学运领袖的重要基地,不过事实上,无论英国殖民统治年代或主权移交后,流亡民运人士被拒入境香港时有发生。

来自台湾的曾建元,五年前也在香港机场被拦了下来,无法出席25周年的研讨会。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补充,「港府一直有黑名单,即使港英时代都有人因为身份太敏感来不了,回归后更紧」。他称过往方政、熊炎等知名流亡人士成功闯关,也可能只因政府走漏眼。

香港和台湾这两个距离中国最近的华人社会,不但是这段历史的第一目击者,六四也折射出两地的命运,在往后三十年走上不同历史轨迹。

Treffen Aktivisten und Zeugen des Tiananmen Massakers 1989 China Präsident Tsai Ing Wen (Taiwan Presidential Office)

5月23日,台湾总统蔡英文罕有以官方身份,接见访台的多名六四事件亲历者和异议人士。左起:周锋锁、李曉明、滕彪、吳仁華、方政、王军涛、王丹。

台湾:八九民運的受益者?

六四镇压那一夜,台北中正纪堂外正在举行声援集会,即将大学毕业的曾建元身在其中。他忆述:「整个晚上,整个广场都挤满了人,我想大概有三万人。」当时民众集会所在的广场,仍然名为「中正广场」,而非今天的「自由广场」。但是台湾人已开始初尝自由的空气——在短短一年多前,国民政府才刚刚解严和开放报禁党禁。在那一夜的集会上,台北和正在实施戒严的北京进行电话连线。曾经活在戒严令下38年的不少台湾人,明白那是什么一回事。

「凌晨的时候,集会民众清楚听到电话连线中,最后一位跟台北通话的是个北京大学学生,我还记得他叫马少康(读音)。他告诉主持人说『中共开枪了,坦克开进来了』,他要挂上电话。当时他好像在北京饭店,这位学生告诉台北群众,他挂上电话后要到天安门广场,与同学、老师、北京市民共存亡。」曾建元当时跟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差不多年纪,三十年后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他说:「这个电话,我想深深震撼了现场和收听广播的台湾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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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镇压之后,台湾各界发起声援和抗议行动。除了义愤,还有属于那个年代的情意结。曾建元说:「在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之下,中国情怀还是当时台湾意识形态主流。当时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之差而已,没有如教科书所写的『黑暗与光明』那么悬殊,实际上我们感受到的是差不多。」虽然台湾已解严,但对公民社会的各种管制仍未撤底鬆绑。对岸学子们提出的民主自由主张,也是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的心声。「当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台湾学生非常愤慨,虽然它在骂北京学生,但我们觉得好像也在骂我们。共产党怎么对付学生,台湾人心里也感觉好像国民党压迫台湾人一样,投射了一种感情在北京学运上。」

六四后不到一年,台湾爆发野百合学运。数千学生在1990年3月回到中正纪念堂前,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事会议及设立政经改革时间表。他们成立跨校会议,每天透過快报发布广场讯息,都是参考了北京同侪的经验。北京血腥镇压后遭受多国制裁,在前车可鉴之下,台湾政府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曾建元分析:「台湾国民党政府处理学运时有很明确的态度和立场,就是要跟北京处理六四的方式区隔开来。当全球在谴责中共时,台湾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自此,两岸政治发展走上迥异的道路。时任总统李登辉接见了抗议学生,并正面回应他们的诉求,掀开台湾民主化的序幕。曾建元認為:「有人夜郎自大,以为台湾民主化完全靠内在驱力来完成。其实放眼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没有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如果没有六四众多中国人民和学生的苦难牺牲,不会令当时政经大权在握的国民党政权,愿意那么快下定决心让台湾民主化。」

Hongkong Demonstration zum Gedenken an Tiananmen-Massaker in Victoria Park (1989) (Getty Images/AFP/T. Cheng)

1990年6月4日晚上,香港舉行了第一次六四燭光晚會。大批市民在維園聚集,唱著民運歌曲悼念死難者。

香港:昔日救人 今日自救

香港声援八九民运的故事,在三十年来被流亡人士反覆提及,大概不少人都不感陌生。恰如其名,1989年5月成立的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援助运动和营救示威者上扮演关键角色。现在他们努力守护的不再是学生,而是记忆。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向德国之声表示:「其实在六四后没多久,香港就有了自主的角色,一个独立于支援的角色,那就是要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香港最大型的群众运动,是1989年5月21日的百万人游行。当年人口只有600万人的香港,有六分之一民众为了北京学生走上街头。对于这个英国殖民地来说,那时的中国还是「邻国」。但数以百计香港记者、学生和市民亲身到了北京,见证历史。「所以开枪的时候,很多人目睹身边的人中枪受伤,甚至死亡。当时北京市民都尽量保护香港人,要他们首先撤退並答应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即便是留在香港的民众,也在电视台24小时直播画面前跟进整场运动的高低跌宕。

Hongkong Aktivist Albert Ho (Getty Images/AFP/A. Wallace)

香港支聯會主席何俊仁

「因为这种密切关系,也有道义责任,所以香港人特别投入(纪念六四)。」相比今天年轻世代,因为身份认同而拒绝与支联会沾边,何俊仁说三十年前单纯许多:「大家未必很功利地想『中国有民主我们才有民主』,没有想到那么远,也不怎么讲我是否中国人。」他续说,「而是出于强烈的是非感、同情心和义愤,大家有道德界线,觉得太离谱。」

慷慨激昂的运动结束了,愤怒和失望以外,不少香港人也带于恐惧面对倒数八年的殖民时期。这加速了港英政府在撤离香港前进行政治改革,增加直接选举席次民主化议会。六四后隔年,香港第一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民主党前身)成立,开启了本地的政党政治,并于1991年香港首次直选中大胜,律师出身的何俊仁也在「回归」前晋身议会。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曾经向媒体透露,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在「回归」前后都分别约见过他,要求停止举办六四烛光晚会,但他断言拒绝。作为中国土地上唯一能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香港维园的烛光还是燃点了近三十个年头。

保存真相、讲真话、教育下一代——何俊仁说,这是香港的在后六四时代的三大使命。「六四以后,赴京的香港人回来,我们很多律师為他們记下口头证供,有过百份之多。全都宣誓记录下来,现在锁在某个地方。」他说:「當中有很多记者和学生,我们为了保护他们没有公开名字,好让他们毫无畏惧说出真相。」虽然不知道是何年何日,但他肯定的说,终有一天这些档案都会公诸于世。收藏着死难者遗物的六四纪念馆也是以另一种方式,让这些第一手史实存活下去。

此熱彼冷的六四情懷?

香港的烛光还能点多久?或许是很多人现在的疑问。作为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却似乎比较看得开:「我为何要悲观?反而有人觉得现在才是要发声的年代。今天仍然站出来的市民是有道德感的,道德力量不是视乎乐观或悲观,而是责任。」他比喻:「等于医生去医治病人,不会多想乐观或悲观,治不治得好,你就是尽力去救。」

可是如果连医生也生病了,是否注定能医不自医?今年,烛光还是会依旧照亮维园。但这座城市被高压笼罩,许多人眼中的香港前路黑暗——民主梦还是遥不可及,自由已被急速侵蚀。就如六四国际研讨会移师台北一例,从政数十年的何俊仁承认,「香港已非完全自由的地方,这是政治现实」。

放眼宝岛,尽管民主自由兼得,对比一海之隔的香港甚至西方华人社区,普遍台湾人始终对六四很有距离感。九十年代起,选举普及和公民社会日趋成熟,台湾人的目光更多转到本土议题。两岸价值观渐行渐远,也令中国民主问题慢慢淡出台湾的公共视野。

曾建元观察,六四纪念活动早年由「统派」主导,强调中国人身份认同,最初有上千人出席,维持了大约十年便大幅式微。直到六四二十周年,一群在台湾读书的港澳大学生重新发起纪念行动,又适逢流亡学运领袖王丹来台教书,六四活动被赋予新一重意义——普世价值与人道关怀。

「时间是最大敌人」

曾建元认为,两岸发展难以切割:「为什么30年后台湾要纪念六四?它不单是中国对岸发生的历史悲剧,我们其实也心存一种感谢。当年他们这么牺牲,让台湾人汲取教训,用不流血方式开展宪政民主之路。」他认为在今天的情势下,更具时代意义:「谁都不敢讲,明年香港还有没有机会举行大型六四集会,那台湾就是守护民主价值的重要基地。而且从实际利益出发,台湾在中国民主化发展上也不能独善其身。台湾在民主奋斗历程中受到国际社会帮助,今天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也是我们的光荣所在。」

谈到未来挑战,何俊仁不假思索答道:「时间是最大的敌人。」随着民运领袖、受难者家属和支联会等组织骨干年华老去,新世代眼中的历史開始模糊,這場运动难以持续地动之以情。对此,他能够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就如很多人回看南京大屠杀,也不会有那个年代的人般受到感动。」

但是有一点,他认为不会改变,這是他的信念、也是寄语。「在种种挑战面前,我们还是会说,无论未来你是什么身份都不重要。你是一个人,一个人就要有人性,要彰显人性善的一面。」

李芊(發自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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