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纷争百年综述—日本亟待破解禅宗公案 | 德中/欧中 | DW | 26.0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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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纷争百年综述—日本亟待破解禅宗公案

中日关系如同一道禅语,令人冥思而不得其解。东亚问题专家卡尔•皮尼(Karl Pilny)在他所著的《亚洲世纪》中,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只手是拍不响巴掌的。如果日本能够真诚地伸出双手,将中国想象为琴身,然后拨动自己的琴弦,也许可以驱赶几十年来徘徊不去的幽灵。”

没有过去的未来是虚幻的美景

没有过去的未来是虚幻的美景

《亚洲世纪》作者卡尔·皮尼旅居东亚二十余年,担任一家著名英国律师事务所的专业顾问,系统追踪中日两国的历史、经济及政治问题的发展演变。这本名为《亚洲世纪》的新书今年刚在德国上市,便引起强烈反响,《法兰克福汇报》、《新苏黎世报》、《世界报》等多家权威纸媒纷纷发表书评,肯定该书对于亚洲问题研究者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除了从各个角度对比、回顾、预测中国、日本这两颗未来及今日亚洲之星的运行轨迹之外,探讨中日纷争也是本书的重点话题之一。现综述如下:

中日之交源远流长,大约从公元前600年开始,水稻种植、青铜器制造、炼铁、纺织、鞣革、造船技术陆续经由韩国从世界文明中心——中国传往日本。若干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是以一种求知若渴的学徒身份拜倒在文化宗师的膝下,怀有一种潜伏的自卑心态。例如,公元5世纪日本引入中国汉字,并且原封不动地使用了四百年。正是这种仰视强势大国不得不有的谦卑敬畏情绪长期以来酝酿成为一种强烈的出人头地欲望,并对其后的中日风云变幻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十八世纪,日本近代学者主张从中国文化中脱离出来并塑造大和的“民族认同”——即颠覆传统的“汉魂”式世界文明史观而建立以大和为中心的“和魂”主体地位。而此时的大清帝国内外交困、腐朽没落,几千年来由东亚大陆(中国)主导泛东亚的历史局面面临重组。

明治维新最终标志着新纪元的开始。维新运动初期,清朝政府与明治政府之间还互派使者,保持友好睦邻关系,1871年,双方甚至还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这是2000多年来中日第一次以平等国家身份签订的双边协议!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和殚精竭虑,日本全面持续并且成功推动了工业化及内政改革,走上了一条富国强民的发展之路,按捺已久的民族主义也随之蠢蠢欲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同年12月被迫撤军);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设冲绳县。而这只是“开疆拓土”侵略政策的开始。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势如破竹,而大清部队则是节节败退。战争历时8个多月,日军以损失2000余人的代价,占领了大清大片领土。1895年4月,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辽东(后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清廷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以及开放7个通商口岸。大清朝败给了“蕞尔小国”日本,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均引起了巨大震动。

清政府的羸弱愈加刺激了日本的贪欲,后者开始在军事战场之外策划实施经济控制,准备在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东部扶持一个傀儡政权,以“满蒙独立”来对抗俄国,并打开进入中国大陆的缺口。其间,中华民族爱国情绪高涨,蒋介石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表达了收复满洲的愿望。同年12月,张学良少帅出人意料地宣布东北易帜,听命于南京政府。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1930年,中国在满洲的掌权人也正式承认了南京政府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经济、社会形势拉紧,自19世纪起就主张武力争霸的军国势力甚嚣尘上,制定新的对华方针和“满蒙政策”被当作是刻不容缓的急务。由此一来,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早已磨刀霍霍的日军不过是为进攻找到了一个借口,先是局部继而全面占领了满洲。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日本方面在6个月后称其为主权国家。

1934年3月,末代皇帝溥仪在满洲国称帝,拥有自己的国旗、国歌及军队,并获得德意日等国的认可。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7月27日,日本首相在议会发表演说,扬言要给中国一个教训,重建亚洲新秩序。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日军在那一年的夏季攻打上海,与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交战,双方损失惨重,军民死亡人数约为25万。几个月后,上海沦陷,同年11月,日军炮火紧逼杭州。

1937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面临失守,此时此刻,日本依然没有正式对华宣战——这种状况甚至一直持续到1945年。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希望能够继续从英美方面获得至关重要的资源,一旦正式宣战,势必引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愤怒,美国也应本着中立原则中断与中日双方的贸易往来。

日军在南京大搞屠杀竞赛,日本报纸点名表扬砍头人数最多的“优胜军官”;成千上万的妇女、幼女遭到奸杀;儿童、婴儿被抛掷空中,再用刺刀接住;活埋、烧杀、剖腹取婴……种种罪行罄竹难书,持续了整整6周时间,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想象极限。据比较现实的估计,南京惨案的直接遇害人数高达30万。

必须指出:南京大屠杀是有据可查的战争罪行,大量的图片资料、目击证人可以证实这段历史,然而当今的日本公众人物却矢口否认。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屠杀绝对不是突发事件,那些试图将之解释为偶然性个例、被上海战役和残酷战争环境搞得血性大发的日本士兵的野蛮发泄的借口根本无法掩盖内中罪恶。我们应该从更深的层面上来探讨问题:日本士兵多年来接受严格军训,军纪如山,两耳所闻的又都是支那人是劣等人、应当被斩尽杀绝之类的宣传。

“残忍”二字贯穿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始终。千年卑微史铸就的自卑感深埋日本人心底,不自觉地腾窜而成一股誓绝中华人种的怒火。日军“731特种部队”所进行的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正是另一个例子,表现了这种混杂种族使命感和挫败感的扭曲心态。日军驻华期间大规模奸淫民女事件愈演愈烈,引发的国际谴责甚至令东京最高指挥部感到不安,决定设立军中妓院。被强令征集的慰安妇大多来自东南亚、中国、韩国,还包括一些欧洲战俘,如英国、澳大利亚护士。慰安妇遭遇了令人发指的折磨,生还率不足10%。据估计,1937年至1945年间,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国人多达1800万至2000万人,其中80%是平民。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中日战争结束。相较于中方的惨重损失,日本阵亡士兵不过区区100万——大约是德国的四分之一,平民伤亡人数更是寥寥。在美国的坚持之下,日本既未遭到分裂,也没丧失领土(被苏联占领的千岛群岛除外)。

二战过后,世界陷入了冷战格局。日本1952年与台湾建交,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仅限于民间私人交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国际政治局面发生了变化。鉴于日本国内经济界及公共舆论的压力,以田中角荣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与台湾断绝邦交,转而亲近中国大陆,但刚刚恢复的政治经济往来还是相当有限。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第一次正面谈及中日贸易逆差、日本如何看待近代历史之类的敏感话题。当时,中日自建交以来已经鉴订了两份重要文件:《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中国政府表示放弃战争赔款,日本转而以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的形式给予中国一些间接经济补偿。

进入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虽然对日本军国势力上升、淡化战争罪行多有不满,但鉴于日本当局在89年六四事件中采取温和立场,中日两国关系得以继续平稳发展。但是,日本与中共友好的背后依然留有隔阂,“过去”这一道墙挡住了双方的未来指向,对于历史问题的歧见,导致江泽民在1998年访日时未能就侵华道歉及台湾“三不”问题与日本达成共识,不得不放弃共同宣言空手回国。另外,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也不断发生冲突。

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对于韩国、中国等亚洲邻国的傲慢态度不减,一种傲视群国、自我陶醉的民族优越感深深根植于国民潜意识中,并且对历史话题反应过激,将受害者的合理要求看作是无理挑衅。

日本方面一再提出:中国自身亦是伤痕累累,国共两党内战牺牲者近1000万人;文化大革命整死上百万人……然而这些都不能与日本当年在大陆推行的有系统的种族灭绝政策相提并论。要比也只能比作一场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翻身农民革地主的命,而是旁门弟子革文化宗师的命,无情、有计划地干掉上千年来的导师和楷模。

日本人对于战争罪行的真正忏悔体现在个别老兵敢于发表自己的传记资料,例如1987年出版的东史郎的《阵中日记》。这本战时日记一经问世就登上中国书店的畅销书榜,但在日本的出版却至今受到限制。而且书中关于日军将中国人装入邮袋、用汽油烧死、用手榴弹炸死的描写,引起了当事人桥本光治的诉讼,要求东史郎赔偿其名誉损失,并导致法院三番下达禁书令。88岁的东史郎经常被邀请去中国做报告,或者在互联网上回答网友提问。据说他一出现在聊天室里,几个小时之内跟进的访客人数爆增到19万,证明此类话题在中国永不过时。

战争总是令无辜民众沦为牺牲品。许多国家也曾在二战期间双手沾满污血,60年过去了,虽然德国一再声讨纳粹、澄清历史罪恶,但有关第三帝国的讨论依然成为媒体热点,令人热血沸腾。如果说,一个已被深深挖掘、经过反复思考的历史问题仍然能够收到此等效果,更何况日本侵华战争这样一块高度敏感、严禁碰触的雷区呢?

西方公众由于缺乏对于亚太地区历史背景的了解,往往很难理解,为何在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纠葛中还能够埋藏这样多的极具爆炸力的火药?不该忘记的是,中日战争虽然已成往事,但一些政治家出于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考虑,将很多历史谜案就此打入冷宫——例如“731特种部队”或者其它的战争罪案。美国就似乎对追究日本历史罪行缺乏兴趣,英国和俄罗斯稍微多一点热情,恰恰是诸如新西兰、澳大利亚之类的实力不够强大的国家积极敦促日本正视自己的历史阴影。

然而,日本实在是太过敏感了,生怕别人揭到自己的伤疤。东西方评论人士——如政治家、记者、作家或者个人必须做好遭受打击报复的心理准备,可能会收到形形色色的恐怖电话、恐吓信,甚至受到人身攻击。

例如在亚洲长大的美国人大卫·伯干米尼(David Bergamini)就有过类似遭遇。由于日本在美军发动进攻之前几乎烧毁了所有的文件和档案资料,加大了日后调查工作的难度。伯干米尼为此走访了许多日本高级军官,搜集老兵遗留的战争日记——其中不只包括负面证据,还有许多正面材料,但即便如此,伯干米尼在日三年受够了威胁、失窃、以及各方面的压力。1971年,他所著的《日本帝国之阴谋》终于完成,并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久,伯干米尼便英年早逝,而这本书也随之销声匿迹了。

又过了二十几年,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Iris Chang)1997年创作了一本《南京大屠杀》。张的父母来自南京,他们当初做梦也没有想到,南京大屠杀竟然能够如此迅速地隐退在国际公众的集体记忆里,并且鲜于被人提及。八十年代,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竟然全盘否认了日军在南京的罪行。这一弥天大谎促使张纯如坚定了写作决心。她调查了大量史料,奔波于大西洋两岸采访了许多二战幸存者,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该书出版后在美国立即引起轰动,连续数月名列畅销书排行榜,总共发行了近50万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张纯如同时也遭到了日本右翼的恶毒攻击与中伤,还有人对她进行威胁恐吓,极大增加了她的心理负担与精神压力,另外书中描述的人性阴暗及扭曲变态情节也加重了张的忧郁情结。正当张在为自己的新著做着研究工作时,精神崩溃,于2004年11月自杀身亡。

日本社会试图驱散过去的幽灵,但是这种用一只手拍巴掌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最终只会害人害己。抚平创伤、排遣罪责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如果这股罪恶之气郁积在日本国内,不能得到疏导,必将喷薄而出,造成非理性、无法预测的后果。因此,日本认知自己的过去,正视历史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缺少这一点,中日之间的现在和未来便是一座空中楼阁,随时面临着崩溃。(亚思明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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