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崩溃论”对阵“新兴超级大国论” | 中国 | DW | 26.0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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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崩溃论”对阵“新兴超级大国论”

前德国驻华大使康拉德-赛茨曾著书称中国为21世纪“东山再起的超级大国”。根据中国经济现在的增长势头,2020年,它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民经济。而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却写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孰是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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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头明天-中国艺术家王峰(音)的作品

与前德国驻华大使赛茨的乐观看法截然相反的是以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为代表的悲观理论。章家敦在“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预测,由于无法承受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冲击,中国最迟将于2006年崩溃。那么,中国究竟存在哪些问题,面临哪些挑战,中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呢?

今年春夏之交,非典的爆发为西方的中国热泼上了一盆冷水。“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章家敦的理论似乎又得到了佐证。但随着非典在中国得到迅速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从非典疫区除名,所有在华商业活动马上又恢复了正常。无论北京政府,还是经济专家都乐观地表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7%。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甚至认为,中国7-8%的经济增长率将维持三、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存在的。中国有8亿劳动力,现在还有4亿在农村,等待着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等待就业。这便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劳动力成本将是很低的,而且竞争激烈。同时随着就业的增长,收入的增加,市场会不断扩大。几亿人进城将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创造大量的需求。这种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按照目前7-8%的经济增长率,要使这4亿人得到充分就业,使这一市场开发出来,理论上至少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

理论上这4亿农村人口是潜在的劳动力和市场,但事实上三农问题则是中国入世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世贸部长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宣告失败,发达国家不肯象发展中国家要求的那样放弃对农业的补贴,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樊纲:“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农民变成非农民。中国无法再靠农业增长收入。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业就更不是增长收入的源泉了。使多数农民不再当农民,而转成工业、服务业劳动力,这才能真正根本解决问题。这样就需要进行城市化建设,这将是非常艰巨、持久和巨大的社会工程,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德国外交政策学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教授指出了与这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伴而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和潜在危险:“简而言之,中国落后的西部和迅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差别以及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还有国有企业倒闭或运营不善、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竞争越加激烈,造成大批失业人口。所有这一切都是导致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尽管目前这些问题还在控制之下,但却有随时引发危机的潜在危险。无论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震撼,都会使这一危险局势恶化,这是最大的问题。”

失业急剧增加,人口迅速老化,国有企业处境艰难,社会保障够健全,尤其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坏账如山,政府的预算赤字不断增加等均是章家敦书中所罗列的导致中国即将崩溃的因素。

对此,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经济教授的樊纲认为:“很多国外专家没有看到的问题是,中国财政债务占GDP比重是很低的。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的标准是60%。中国公共债务才占GDP的17%,在世界上恐怕是最低的。把这笔债务和银行坏帐、外债等加起来,还没有达到60%,还符合欧元标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银行有那么多坏帐,但总的来讲,中国的金融风险还没有达到爆发金融危机的地步。另外,还要看到中国每年7-8%的增长,财政收入每年百分之十几和二十的增长,外资进入,外汇平衡等。这并不是说中国银行没有问题。但改革银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需要同时改革国有企业和政府,反腐败等,这样银行体系才会逐渐健全起来。”

除金融体制改革外,樊纲教授认为政府改革是当务之急,包括怎么使政府体制,包括政治体制更适合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怎么能够减少各种审批环节,减少投资者的政府成本,进一步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不仅使国际投资越来越多,也使国内民营资本能够迅速成长。

那么,这里谈到的政治改革究竟指的是管理体系的改革,还是中国政治体制从性质上的根本改变呢?樊教授说:“西方一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大民主,就是进行直接选举。但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的内容太多了。比如,中央地方关系。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现在搞了分权制的市场经济,这里面的改革,从中央、地方到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等非常复杂。中国即使搞民主,也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体制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的决策程序已经非常分散化了,一个决策都要经过各种的程序来制衡,各种利益集团都有各自的声音和渠道。”

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如此众多的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为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的桑德-施耐德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是灵活应变而且务实的新一代领导人。想在中国最终实现民主和法制,最有效的办法则是从具有实际意义的项目做起。比如,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就是一个积极的例子。

桑德-施耐德还说:“我认为德中法制国家对话是从外部推动中国法制国家建设,真正使法律得到应用的唯一有效途径。要求中国遵循以法治国的原则是一方面,如何提高法庭的运作能力,乃至培训法官则是更为实际的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建立在一个非常实际的工作层面上,没有一般的政治上的限制和敌意。我认为,法制国家对话是从外部向中国改革进程施加影响的一个典型的成功例子。”

除了上述种种中国面临的挑战外,台湾问题可谓是北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持久问题。台北政府近来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在护照上加注“台湾”字样,废除“国语推行法”而推出“语言平等法”,以及积极推进全民公决法的通过等,均令北京政府感到台湾在加速独立的进程。

那么,台湾问题会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的一个潜在危险么?德国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教授认为:“对于中国和台湾的共同伙伴美国来说,避免海峡两岸关系恶化,符合其自身利益。从中国方面来讲,应推行的是拖延时间的战略。台湾在大陆的大规模投资使双方在经济领域越来越相互依赖。对中国来说,最明智的做法是等待,静观形势如何发展。我认为,稳定和繁荣的大环境对海峡两岸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

至于中国的未来是象赛茨所预言的那样,将成为21世纪的超级大国,还是象章家敦所说的那样,中国再过几年就会崩溃。桑德-施耐德教授认为:

“不能排除赛茨先生的预测可能是正确的。今天的情况是这样,如果有人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又斟酌又分析,那么这本书一定不会畅销。但是如果作者标榜,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或者象章家敦那样认为,中国不久将崩溃,那么书就一定卖得好。这种黑白分明的论断是非常畅销的。

“赛茨先生犯的错误是,他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没有加以分析便推断出50年后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中国将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以这样的方式直线发展的例子。因此,我们可以说,赛茨先生描绘的那幅图景是不会出现的。不过,另一方面,显然中国会象现在这样,继续在世界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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