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中国人滞留台湾机场进入第四个月 | 德国之声 来自德国 介绍德国 | DW | 25.0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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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风云

两中国人滞留台湾机场进入第四个月

两位据称持有联合国难民身份证的中国籍人士,来台湾寻求政治庇护,却在机场滞留将近四个月。两岸关系以及台湾难民法的困境,让他们迟迟无法入境。

Chinesischer Asylbewerber, Yan Ke-fen und Liu Xin-Lian

滞留在桃园机场的颜克芬跟刘兴联

(德国之声中文网) 颜克芬跟刘兴联滞留在桃园机场第一航厦二楼,迈入第四个月。

这两位中国籍的旅客声称自己是难民,也持有联合国难民署核发的难民证。 他们在泰国曼谷前往北京的途中,趁着在台湾桃园机场转机的时候,向台湾政府寻求政治庇护。

颜克芬说,长期处在低温空调的室内,让身体受寒,经常性的感冒。 晚上在沙发睡袋睡觉,睡眠质量不佳:“没有整觉,都是囫囵觉。 ”

颜克芬于1月25日投书苹果日报文章中说,说自己2014年被羁押在北京看守所时,曾经被安置在14度的冷气房,还被审讯的人浇茶水,因此患上鼻炎。 如今长时间待在机场,旧病又复发。

另外,他的伙伴刘兴联曾被审讯人士喂食大量不知名药物,因此患上高血压与糖尿病。 虽然病情稳定下来,晚上仍然常常咳嗽,难以入眠。

Schlafsack als Bett auf ein Sofa

颜克芬说,晚上在沙发睡袋睡觉睡眠质量不佳

“我们也是很唐突跑到台湾来,给他们(台湾政府)工作造成一些不方便感到深深的歉意。 另一方面他们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人道主义的帮助。 ”颜克芬说,入冬之后,政府相关单位有给他们一些保暖衣物、马甲(羽绒衣)等御寒,也有给他们睡袋,让他们在沙发上睡觉时能舒适一些。

“只是我们没有想到台湾是个法治社会,因为没有通过难民法,方方面面阻力比较大,尤其在台海局势很复杂的情况下。 ”颜克芬说,他能理解现在台海局势复杂,许多人会对他们的身份有不同看法。

难民法的两难

在2016年,台湾就已经有立法委员把《难民法》带到院会讨论,一读已经通过,内政委员会的审查也通过,但是至今三年过去,仍然迟迟无法排入二三读的议程,法案也就无法迟迟无法通过。

深度参与人权议题的立法委员尤美女受访时表示,一个法案是否排入议程,要由党团跟行政院共同协商,因为时间有限,每个会期能通过的法案也有限。 至于难民法今年是否有机会排入议程,“还需要由党团去决定”。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伊翎表示,因为没有可以依循的法律,就算是国际认定的难民进来台湾,不论是申请政治庇护或是短暂停留,都必须由政府相关单位当作个案处理。 又因为缺乏审查机制,对于一个寻求庇护者是否有犯罪疑虑、有没有可能是间谍,都需要民间团体出面做担保。 甚至是生活起居的费用、前往第三国的费用,也由民间团体承担。

邱伊翎说:“今天这两位就是因为没有人认识他们,所以变成是没有人敢做这样的担保。”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要有一个难民法跟一个审查机制,否则一个人来到台湾是否能得到处置,就变成说是有认识的人他就幸运、没有认识的人他就很倒霉。 ”

前例已飞抵美国

去年五月,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曾经为中国维权人士黄燕做担保,协助黄燕入境。 在台湾境内滞留8个月之后,该联盟向德国之声证实,黄燕已经在台北时间1月25日中午12时左右抵达洛杉矶。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杨宪宏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也证实他们在黄燕来到台湾之前,就已经有跟黄燕联络过。 他说:“现在最大宗的政治难民是在中国。 问题是现在中国出来的难民真真假假,很难判断。”

他认为中共是有计划性的在制造“假难民”。 为了避免接应到“假难民”,联盟有设置一些接应点,如果不是通过这些路径进入台湾,“假难民”的嫌疑就会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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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杨宪宏表示,通常台湾政府会承认联合国难民署(UNHCR)验证,但是当记者问到为何颜克芬、刘兴联二人都持有联合国难民身份证,却仍然无法入境台湾时,这位理事长表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次我们的政府是怎么去做判断。 它不属于我们原来就知道的状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尊重我们政府的判断。 ”

这正好呼应了台权会邱伊翎的说法。

政府方面,移民署转发给记者的制式声明中,并未回答将来会如何处置两位中国籍人士。

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受访时表示:“我们官方不管是移民署还是陆委会都在研拟各种方案,包括您看到的,透过民间团体邀请他来做专业交流合法入境,等待送往第三国去短期安置等,都还在研拟当中。”邱垂正也同意难民法若通过,对处理个案会有帮助。

针对台湾人担忧中国可能让间谍以难民的名义进入台湾,台权会秘书长邱伊翎认为,与其每次都让相关单位用个案处理,不如建立明确的审查机制,对寻求庇护的人所提交的证据进行让审查委员会进行正式查证。 就算法律通过可能会让更多人来台湾寻求庇护,也可以用法律规定台湾可以容纳的难民数上限。

邱伊翎说:“事实上我们中华民国在七零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曾经受理过四千多名的越南船民。 那为什么现在是二零一九年的台湾,却没有办法建立起审查程序跟处理机制? 我们的经济状况有比七零年代糟吗,糟到连一个这样的个案都没有办法处理?”

颜克芬说,当初参与公盟,参与新公民运动,2013年逃出来的时候,前后流亡了一年多,才再回到北京。 回去之后一度入狱,关了三十多天,因为案件结案,取保候审就出来了。 但是,后来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颜克芬在北京做响应,又听闻当局要大规模抓捕,就又跑到泰国。

“我在泰国一个诊所打黑工,就有华人带着泰国的警察来搜查,把我们三个员工都抓到警察局去了。 警署的人明确说就是要抓我嘛。 连诊所都没办法待了。”他说,咳嗽了几声:“搞得当时非常紧张。 吃饭睡觉都不正常。 脑子上面头发一绺一绺的往下掉。”

他后来跟在泰北的刘兴联取得联系后,就来到了台湾。 现在他住在桃园机场,头发长回来了,但活动空间也就桃园机场管制区的一个走廊,每天只能从这边走到那边,那头走到这头。 能用手机,也能投稿给报章媒体,只是,不知道多久才能晒到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