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群体免疫实无奈 清零政策不科学 | 德国之声 来自德国 介绍德国 | DW | 23.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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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群体免疫实无奈 清零政策不科学

随着中国不断起伏出现的区域性疫情,中西方不同防疫策略的讨论也再成热点。而新冠疫情给人类的最大教训是什么,中美两国怎样在全球防疫领域展开建设性对话以及协调合作,是否互相承认对方疫苗?就此德国之声中文网采访了美国公共卫生问题专家黄严忠教授。

New York | Huang Yanzhong US-Denkfabri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黄严忠教授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德国之声:这两天中国福建的抗疫工作引发了国际关注。在58个受感染的儿童中,年龄最小的只有三岁。小学生们深夜在教室里等待检测以及三岁的幼儿拉着箱子自己去隔离的照片,备受争议。您看到照片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黄严忠: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虽然也有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零感染措施,但是我第一次听说有幼儿要离开父母被送去单独隔离,我觉得这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无益。类似的做法与清零政策下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有关。地方政府面临很大压力要在短期清零,往往会不计代价和手段,采取一些过犹不及的做法。

德国之声:有观点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均医疗资源不足,而且地方差异大,因此,中国选择清零政策是有必要性的;而西方是初期防疫失败后没办法,才提出共存的政策。您如何看待这两种争论。

黄严忠: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中国较早地有效管控疫情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需要巩固既有的防疫成果。一旦放宽政策,一方面可能导致既有成果的丧失,另一方面也会引起公众对原有政策正当性的怀疑。而西方在疫情失控的情况下提出"群体免疫"概念,其实质就是共存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无奈之举。

然而,如果中国已有80%以上的人口完成疫苗接种,并且根据官方说法,疫苗可以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率,那么是否可以考虑适当放宽原有的围堵措施和严防死守的策略。否则就会让人质疑大规模接种的有效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在考虑实行清零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德尔塔毒株传播力显著增强的情况之下,需要思考维持原有政策的成本以及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认为,中国为了避免出现西方防疫失败的类似情况而必须保持零感染的观点不科学,而且这种做法难以持久,对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无益。

德国之声:您认为美国防疫工作有什么失误之处?最大的问题在哪儿?

黄严忠:拜登上台后设立执政百日为国民接种一亿剂新冠疫苗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随后,拜登政府又提出在独立日之前实现全美70%的成年人接种疫苗,但这个目标的实现较预期晚了近一个月。然而,此时正值德尔塔毒株在美国加速传播,70%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足以形成免疫屏障。一方面疫苗对预防德尔塔毒株的有效率开始降低,另一方面出现了突破性感染。现如今,80%以上的疫苗接种率才有可能形成免疫屏障。然而,疫苗怀疑论者在美国占据25%-30%人口,出于此类政治因素,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疫苗接种率很难达到80%,所以这也是美国正面临的困境。

德国之声:拜登政府近日宣布,11月开始将放宽入境限制,允许打过疫苗的人入境美国,无需隔离。中美疫苗是不是有可能互认,从而能够使得中美人员流动更加容易?

黄严忠:我认为中美之间的疫苗是可以、也是应该能够互相承认的。入境协调方面的合作本身也应该成为中美之间合作,特别是在应对疫情方面所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拜登政府公布了关于放松入境管制的消息,只要打过世界卫生组织承认的疫苗的旅客,可以进入美国并不用隔离。这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疫苗。

但是,这不应该是单方面的事情。对应地,中国也应该承认美国的疫苗,即对于打过美国疫苗的外籍人士和华侨也应该提供类似的方便,做一些灵活性的调整。

总之,这些问题需要双方坐下来进行谈判,作为中美两国疫情合作协调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谈判。

德国之声:中美两国在新冠起源这个问题上仍旧争执不休。一种观点认为必须要彻查新冠的起源,追究赔偿;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解开的迷,人类应该向前看,总结教训。作为全球公共卫生专家,您如何看待彻查新冠起源问题以及其中的必要性?

黄严忠:我认为探究新冠病毒的起源是有必要性的,特别是考虑到未来如何应对疫情。然而,此次新冠疫情的溯源问题完全被政治化了。以往全球疫情的溯源均未演化为政治问题,国际社会未曾认定一国是流感的"源头"而要求其对此负责并进行赔偿。中国政府最初也没有在疫情起源问题上提出争议,但是在去年2月底开始的中美双方的互动中,中国官方提出武汉首先大规模爆发疫情不等于就是病毒源头的观点,美国随后做出反应,特别是特朗普开始大谈"中国病毒",并提出中国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说法。此举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复杂化、政治化,使中国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一经被认定是病毒的起源地,中国似乎就需要对全球疫情负责,例如有观点要求中国支付10万亿赔偿金。

所以疫情溯源问题一旦被政治化,将使得本来就复杂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充满争议,就像中美两国在过去70年间对美国是否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问题始终持不同观点。所以,在溯源问题被政治化的形势下,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新冠病毒起源的答案。

德国之声:前阵子印度严重的疫情引起了世界上的广泛关注,很奇怪的一点是,非洲的情况似乎很平静,这是因为媒体没有注意到,还是那里的疫情没有想像中的糟糕?

黄严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认为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因素在相互作用。第一,非洲国家受限于基础设施,其民众接受核酸检测的人数较少,已经感染新冠的民众由于未进行及时检测,所以没有被列入统计数据。第二,相较于欧洲等人口老龄化的国家,非洲国家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由于老年人口对新冠病毒缺乏免疫力,因此死亡率相对较高。然而,在非洲感染新冠的人群中年轻人所占比例较高,所以死亡率反而较低,不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第三,新冠疫情在非洲社会的影响和受重视程度可能相对较低,这里面有个"观念"的问题。就像中国认为零感染是了不起的成就,但美国更关注维持国民零感染所付出的代价。

德国之声:现在距离新冠疫情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爆发快两年了。对于这次给人类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的疫情,您觉得我们应该吸收的最大教训是什么?

黄严忠:国家间缺乏一个相互协作的全球疫情监测及反应系统。一方面,一旦有国家监测到不同寻常的疫情爆发,应尽快向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传递这一信息;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需要采取积极行动,不要自认为本国的公共卫生系统足够完善而掉以轻心,有很多协调工作需要完善。这个问题在埃博拉病毒爆发后便已经被提出,但是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许多政治因素妨碍了国家之间的协作,我认为中美两国在应对疫情上都负有很大的责任,无论是综合考虑两国的人口基数还是疫苗生产能力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的生产能力。然而迄今为止,两个国家除了相互指责,在如何合作应对全球疫情方面并未进行认真有建设性的对话。

德国之声:很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2002-2003年间的SARS就没有发展成全球疫情,而这次新冠疫情却蔓延到全球?

黄严忠:首先,如果将SARS和COVID-19进行对比,SARS病毒一般在感染者出现发烧、咳嗽等明显症状之时才发生传播,因此很容易识别并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加以应对,但是COVID-19的无症状传播和潜伏期传播程度极高。其次,2003年SARS爆发时,中国的外贸进出口在世界贸易总量中占比相对较低,而现今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已经从2003年的5.3%上升至2019年的12.8%,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SARS为什么没有成为全球大流行传染疾病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研究的问题,这也许存在运气的成分。2003年一名SARS病毒携带者在美国纽瓦克机场转机时已经发病,回到加拿大后成为一名超级传播者。如果她/他选择在美国停留进行救治,美国可能成为SARS病毒的又一个爆发地。在这个意义上,疫情的传播是有偶然性的。但可能更重要的还是病毒本身的特性,相比SARS,新冠病毒的人际传播速度更快、潜伏期更长。

采访专家:黄严忠教授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 (Seton Hall University) 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暨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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