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看懂香港和加泰示威的异与同 | 评论分析 | DW | 22.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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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分析

专访:看懂香港和加泰示威的异与同

香港和加泰隆尼亚——身处在地球两端的示威者串连在一起,成为近日国际上的热门话题,香港甚至即将举办声援加泰的集会。香港社运引发蝴蝶效应,会变成全球化的新模式吗?在街头以外,各地的可比性实际有多大?德国之声就此採访了香港国际关係学者陈伟信。

德国之声:香港和加泰隆尼亚的示威成为讨论热点,许多人把两者相提并论,您认为它们有何共通和相异之处?

陈伟信:最多人讨论的当然是示威模式,加泰隆尼亚民众学習了香港的行动模式,国际间已有许多讨论。其次,加泰隆尼亚和香港都是在国内拥有自治权的行政实体,示威背后是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角力。第三,两地在国内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加泰隆尼亚佔西班牙GDP大约两成,香港佔中国的GDP比重虽然愈来愈小,但是佔中国外国直接投资(FDI)高达70至75%,经济地位毋庸置疑。

如果说社运和实战模式,两场示威可以拿来比较;但他们背后的诉求、地方与中央政府关係、法理框架,其实都很难相提并论。

德国之声:为何这麽说呢?两场运动有哪些迥异的地方?

陈伟信:首先,两者诉求不同。加泰隆尼亚提倡的是独立运动,从2015年提出独立路线图、2017年举办公投到2019年的判刑结果,都是独立运动衍生出来的效应。相反的,香港反修例运动的「五大诉求」当中,独立并不是选项。

第二,两场运动的法理框架不一样。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的诉求超出了自治法容许的范围,虽然示威者想把事件塑造为对抗威权政体,但是在法理上,现在的独立诉求与自治法框架有一定距离。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政府坚持,认为加泰政府有责任平息示威。然而,香港示威所争取的都是「合法诉求」,独立调查委员会和双普选都是基本法框架下所允许的事。

德国之声:那麽对于政府如何处理示威,外界应该抱持同一标准看待吗?

陈伟信:两者不能直接比较的是,西班牙政府是民选政府,即使你觉得她的民主不够尽善尽美,西班牙和加泰政府的确是选举产生的。而北京和香港政府的民主成份很有限,且受到强烈质疑,这部分很重要。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係也很不同,马德里政府的对口沟通单位是加泰政府,但是港府在事件中某种程度其实代表了北京,而港府本身也是示威者针对的目标。

政府有多大权力处理示威是另一个问题,加泰政府的权力是高于港府的。在加泰隆尼亚,政治协商仍然是主流可接受的方案;但是我们看香港,当局才刚刚跟欧盟官员说 "You cannot negotiate with the mobs",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本身体制上的局限,港府处理问题的手段和授权相当少。

Carrie Lam Hongkong Proteste im Parlament (picture-alliance/AP Photo/K. Cheung)

香港示威者「五大訴求」當中沒有要求獨立,學者認為這是與加泰隆尼亞的主要差異之一。

德国之声:中国官方和媒体批评,西方看待香港和加泰隆尼亚示威时「双重标准」,你怎麽看?

陈伟信:中国这种对于人权问题的批评是常规操作。对西方社会来说,始终香港在中国拥有特别的角色,相对得到较多关注也很合理。加泰隆尼亚运动最受注目是两年前的独立公投,当时不同西方国家已有表态。而且加泰运动由2006年蕴酿到今年触发连串示威,已经是10年以上的脉络。但是香港出现目前的示威形态只不过是短短4个月,成为媒体可以探索的新议题。

德国之声:除了吸引媒体以外,看来西方政府对两场示威运动的关注度似乎也不一样?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陈伟信:香港运动的曝光率较高,因为议题本身跟中国扯上关係,在西方世界就已经值得关注,而且西方在香港明显存在他们利益。他们对香港示威的表态并非针对单一示威,而是背后牵涉一国两制、港府如何尝试影响港人的自由民主。其实香港议题重新进入西方世界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但当年只持续了3个月就落幕了。这一次运动涉及的不光是港人,还有外国商人和侨民的直接利益。除了美国的《香港政策法》,欧洲和西方国家都没有明确而有效的框架,处理与香港和中国关係。这场运动促使西方社会,重新理解和演绎他们与香港的关係,以及更广义的与中国的关係。

就欧盟而言,他们早已讨论过加泰隆尼亚问题并达成共识--那就是纯粹的西班牙内政,相信西班牙民主政体会有解决方法。除非真的有很严重的人道问题,例如警暴达到欧洲不能容忍的程度,才会有新的取态。

德国之声:像香港与加泰隆尼亚运动的连结,最近也有人拿来检视印尼、智利等地的示威,你认为「本地示威全球化」会是未来的趋势吗?

陈伟信:愈来愈多示威出现会是大家见到的常态,因为在当今政治中,愈来愈多人觉得无法在既有体制中表态。本地示威连结国际的全球化现象的确出现了,但仍然在实验和摸索的阶段,会不会成为趋势仍然言之尚早。我认为还要视乎议题的性质,例如英国的「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运动在香港没有引起共鸣。所以很关键的是,示威者有没有找到共鸣点串连不同地域,像香港示威提出的「Be Water」就明显是个成功的例子。

香港的示威策略的确为国际社会带来重要启示,很多学术研究陆续出炉,把香港视为社运的新模式。特色是无领袖,大量运用即时社交媒体和标籤(hash tag),短时间内建立渠道连结本地甚至世界各个角落,不止单向发佈讯息而是双向的协调,还有在网上不断自我修正立场和检讨策略。例如香港佔领机场,泰国和法国很久以前就有,但怎麽佔、佔完以后做甚麽、怎麽离场?香港这种流动性在传统社运中都不存在,相信香港示威的「范例」在全球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伟信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研究学士课程兼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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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四個月:沒有回頭路的香港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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