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继平：港府以加重罪名来防止大规模示威再起

（德国之声中文网）梁继平为港大《学苑》前总编辑，去年七月一日因在示威者占领立法会会议厅的行动中，摘下口罩发表《香港人抗争宣言》而引起各界关注。他在事发隔天便搭机返回美国，目前于华盛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他六月九日收到消息，得知自己因参与去年立法会行动被判暴动罪，决定在推特上分享消息与得知后的心情。
 

德国之声：你是何时得知被加控暴动罪的？

梁继平：我六月九日收到律政司对我与另外十多名被告一同加控暴动罪的消息。隔天，香港东区裁判法院针对我们7月1日闯入立法会一案再次提堂，我们原先便预期律政司会把15个案件一同审理，但我们没有预期他们会加重罪名。

我听到消息的当下，心瞬间沈了下去。我原先便认为我们有可能被律政司以更重的罪名起诉，因为在我们眼中，政府以“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来控告我们有点太宽容了。但当我得知自己被控暴动罪时，仍然惊讶不已。

在我看来，所有与我一同被加控暴动罪的被告都只有进入立法会会议厅，但他们没做其他事。但同时，我也很清楚港府会在“反送中”示威满一年之际，运用各种方式来防止香港人再次发起大规模示威。

我认为港府想用这个案件向香港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那就是他们绝不会容忍任何大规模示威活动。这个结果对我造成非常大的打击，而我也对无法亲自出庭与其他被告一起面对这个事实感到非常内疚。同时，我也认为港府为了防止新一波的示威再起，决定拿我们的案件来以儆效尤。

德国之声：你怎麽审视香港过去一年所发生的改变？

梁继平：香港政府现在完全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完全没有任何自治可言。去年虽然有超过200万人上街反逃犯条例，但林郑月娥仍坚守香港特首的岗位。这代表她已完全任由北京操控，中央政府让她继续留任特首，是为了透过她来实行任何来自北京的命令。

此外，北京透过两种方式来管控香港。首先，他们称对香港事务有绝对管辖权，并意图藉此来掌控香港的一切。除了全面打击示威行动外，他们也迫使香港的政府机构成为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从近期的发展来看，香港教育局已被全面“清算”，商界也遭受相同的对待。此外，不少大银行也被迫公开表态支持“港版国安法”。这显示，北京已掌控了香港各行业与领域。

另一方面，习近平也不断透露出希望香港能成为中国国安方案的其中一个环节。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未来几年将透过全面掌控香港与执行“政治清算”来强化他们对香港的影响力。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

即便如此，我却未对香港的公民社会完全绝望。我认为香港人仍努力的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反制政府准备实行的法令。过去一年的示威行动中，香港人不断展现创意与弹性，这代表他们仍试图找寻方法来动员所有香港人。我预期当中国政府决定在香港实行国安法后，香港会发生新一波的示威抗争。

德国之声：过去一年来，越来越多香港人因香港的自由度持续下降，而被迫选择搬离香港。你认为当香港在地的人民持续努力捍卫他们该享有的权利与自由的同时，海外的港人能扮演什麽样的角色？

梁继平：我认为未来香港会像1950至1980年代的台湾一样，有大批的知识份子与专业人士因害怕被打压而逃到国外。当年的这群台湾人在逃到美国后，为了持续替台湾人争取自由并在国际上替台湾发声，建立了不少团体或社群。

我认为香港也渐渐迈入这样的时期。不少香港人即便没被起诉，但他们仍因担忧香港的未来而决定移民到别的国家。即便如此，我仍看到香港人在海外组成一股势力的可能性。过去几年，包含黄之锋与张昆阳在内的一些香港青年开始扛起扮演青年政治领袖与在国际上替香港发声的重担。

但当“港版国安法”通过后，我非常担心黄之锋与张昆阳等人可能面临的处境。他们可能因此被迫减少替香港在国际发声的频率，但我认为这也代表海外的港人必须接过他们身上一些重担，开始从海外替香港发声。我预测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流亡海外的港人会愿意扮演这种角色，成为国际上知名的香港“新声”。

德国之声：是否可以分享一下你如何看待过去一年“流亡”海外的心情？

梁继平：不可否认的是，流亡海外所带来的孤独感，让我过去一年情绪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也时常想到一些被迫逃到台湾的香港青年，他们大多才17岁或18岁，但他们却已要承担这麽多得责任。我觉得这样的情绪对大多数港人来说太折磨了，因为为了保持理智，我们需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即便如此，我想藉此机会鼓励所有流亡海外的港人保持坚定的心情与清晰的思路，并持续思考他们从海外能如何协助在香港抗争的香港人。我自己也还在学校适应这样的生活模式，包含如何当一个有用的流亡港人。

我们必须认清的是，这场捍卫香港民主的战役，可能持续数十年。由于历史上有许多因政治因素流亡的先例，这也能让我稍稍受到鼓舞。我希望香港人能从这些经验与历史中得到一些继续奋斗下去的能量。

德国之声：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仍会选择在立法会摘下口罩来宣读五大诉求吗？

梁继平：我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对自己去年七月一日做出的决定一点也不后悔。在我看来，去年的“反送中”示威之所以能坚持这麽久，是因为很多人都没把示威的结果当作首要目标。相反的，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香港的未来，以及什麽样的未来对他们来说才是对的。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激发了香港人最深层的直觉判断力，他们能因此而辨别什麽是对的事，以及什麽是应该做的事。我很庆幸自己也能把更高的理想放在个人的考量之前。即便我因为去年做的决定而付出了一些代价，我也不后悔。我会正视未来，并思考我还能做些什麽？我能如何极大化自己所做出的牺牲，并将香港人一起经历的痛苦与创伤转化成强化这个群体的动力？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透过创伤丶悲伤与艰困的现实来实现自我成长。我认为港人社群会因为这些经历而成长，我想这也是港人过去一年做出的所有牺牲中，比较正面的面向。认知到这一点也会使我们在未来更坚强与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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