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力州:原来“六四”才是共产党的紧箍咒 | 文化经纬 | DW | 25.0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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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专访杨力州:原来“六四”才是共产党的紧箍咒

台湾纪录片导演杨力州近日带着讲述台湾传统技艺布袋戏与父子情结的作品《红盒子》以及一对儿女来到柏林参加台湾影展。他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讲述《红盒子》在台湾引发的纪录片效应,他与中国市场的关系,以及自己带着儿女认识真实世界的向望——包括六四事件的现场。

德国之声:您是怎么开始《红盒子》的拍摄?透过这部片,你想传达什么讯息?

杨力州:我大约十几年前看到陈锡煌师傅(编按:片中的主人翁,知名布袋戏操偶艺师)的演出,当时惊讶无比,觉得布袋戏怎么可以如此栩栩如生。

我是看布袋戏长大的,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一度如此受欢迎的布袋戏会突然间消失。在拍摄《红盒子》时,我强烈意识到原因:首先是因为娱乐选择愈来愈多;其次是布袋戏剧码相对过时,不再有吸引力;最后,语言的压制也是关键。

布袋戏演出的语言是台语。在我成长的时代背景,学校要求学生只讲国语,如果国语不标准,就会被嘲笑。当时的社会氛围让人感觉讲台语是没有水准的。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映后座谈时,我意外发现台下观众关心的都是《红盒子》中提到的语言议题,因为香港也正面临粤语被打压的危机。语言能将庶民文化摧毁得非常快。

我在拍片时,试图理出政府当时打压台语政策的蛛丝马迹。我曾联系时任新闻局长、当时下令减少播放方言节目的宋楚瑜,希望他可以说明这段历史,很可惜他拒绝了。

这部片,我一开始想拍陈锡煌师傅精湛的技艺,后来重点转为他与父亲李天禄(编按:台湾布袋戏大师)复杂的父子传承之情。老实说,我自己愈拍愈沮丧,觉得看不见布袋戏的未来。这部纪录片是我以最华丽的方式跟传统说再见。

德国之声:《红盒子》获得国内外高度瞩目。想请您聊聊《红盒子》目前引发的效应,您如何看待纪录片的影响力?

杨力州:《红盒子》2018年10月在台湾上映,12月下片,票房大约新台币700多万元(约人民币155万元),是台湾当年票房最好的纪录片。

Deutschland | Regisseur Yang Li-Chou (Michelle Chu)

杨力州在柏林



一般商业电影在戏院下档后、发行DVD、上有线无线电视播放,生命周期基本就结束了。但《红盒子》却很不一样,迄今仍受到官方与民间的高度关注。我今年50岁,是看布袋戏长大的一代,可能很多企业家也是同样年龄,他们也对这项传统技艺的消逝非常不舍,于是与我联系,非常积极地安排该电影至偏乡小学播放,还有计划为陈锡煌师傅的手做3D扫描,未来发展成VR(虚拟现实)手套。此外,我们也在着手布袋戏的云教学。

直到现在,仍有许多相关行动正在开展,这是我过去的纪录片没有过的现象。我都不知该如何解释定义,暂且称之为"纪录片结束后的行动"。等我有空的时候,我也要把这个新发展写出来。

德国之声:您是第一次来德国吗?您对德国、以及柏林的印象怎么样。

杨力州:这是我第二次来德国。十年前我曾经到南部,当时图宾根大学(Eberhard Karls Universität in Tübingen)汉学系办了台湾纪录片影展,播放了我的五、六部作品,希望透过影片了解台湾社会。不过,这次是我第一次来柏林,我特别带着我的小孩,希望他们看看这个对他们父亲有重大意义的地方。

1989年那年,我20岁,当时中国爆发六四事件,苏联解体,柏林围墙倒塌,一系列的事件象征旧世界的崩毁,新价值的建立,那一年是我作为一个人很重要的一年。作为父亲,我一直不想给孩子肯定的答案,希望他们自己看看这个世界真实的模样。

其实,我也很想带小孩去北京、去六四事件的现场,那里也是对我具有重要符号意义的地方,我想告诉他们1989年那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惜我现在台胞证一直办不下来。

德国之声:您与您的作品去过大陆了吗?您跟大陆电影同行的交流情况如何?如何看待大陆电影市场的发展?

杨力州:我的作品从没有在中国正式上映。但我与北京电影学院(北电)的教授过去一直有密切交往。我几乎每一年都会带我的新作品去北电,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放映。当时700个座位的场地挤进上千人,我可以感觉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而且因为语言相通,无需通过翻译就可以聊很久。

直到2016年,我带着《我们的那时此刻》(编按:2016年发行、纪念金马奖50周年的纪录片,以经典电影夹杂台湾重大社会事件,回顾台湾50年历史)过去,可能因为电影里有提到"六四",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受到北电邀请,台胞证也办不了。这是我的猜测,我没有证据。

老实说,把电影带到北京前,我顾虑到片里的台湾国歌、国旗议题可能有些敏感,事前还先让北电教授看了一些片段。但我当时完全忘记电影里有"六四"的片段,因为太短了,也没事先提醒教授。等电影结束、灯一亮,教授立刻向全场学生说:刚刚看的段落不可以在微信上流传。

我原本一直以为台湾的国旗、国号是最敏感的,当时才发现,原来"六四"才是共产党的紧箍咒。

中国电影的崛起,对台湾势必是个压力。不过,纪录片强调的是创作自由,拍摄者必须能够站在政府的对面。以这个观点来看,台湾的纪录片仍有其优势在,这是我们可以赢过对岸很大的条件。否则,不管是资金取得、市场大小,台湾都很难与其拼搏。

德国之声: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那时此刻》有关"六四"的争议情节。您之后与中国市场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吗?

杨力州:我主要想在电影里呈现1989年爆发民运至1997年香港回归的八年期间,香港电影创作者的观点。当时访问了三位香港导演:陈果、关锦鹏与陈可辛。

有关关锦鹏的片段,大约2分钟。他提到1984年(编按: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时间)到1997年那十几年,是香港人的梦魇,尤其中间还有"八九"。他并没有对"八九"多所着墨,但他用广东大戏"帝女花"的一段唱词"不认不认还须认",来比喻香港与中国关系中的无奈感,我觉得很有味道。

北电事件发生后,我好一阵子没有对岸的邀约。后来终于有一个来自厦门还是广州的邀请。不过,在活动前一周,我收到一个文件,要求签署"本人与本公司不是台独"的声明。我当时回了一封长信,大意是说,我很愿意与他们坐下来好好聊聊这个议题,但我应有表达或不表达自己无论是政治或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个活动后来就被取消了。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2017年李敖(编按:台湾知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还在世时,腾讯曾找我拍他的纪录片,内容是李敖拜访他生命中15个仇人。我们谈了两次,已经拟定了很具体的拍摄计划。我还清楚记得那一天,与腾讯工作人员坐在重庆南路的星巴克开会,当时他们收到了一个简讯,脸色变得有点怪,然后问我,"导演,你是不是在2016年5月20日参加蔡英文的国宴?"

我忘记他当时用什么词,肯定不是用"国宴"这两个字,就是类似的意思。我当时回答:"有啊,但马英九就任的时候,也有邀我吃饭。"总之,这个计划因此无疾而终。半年后,李敖过世,这部纪录片最终没有实现。我觉得很可惜,也有点难受,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地步?

我来自普通的农村家庭,"六四"之前,我对大中国还是有点向往的。我还记得那年的四、五月,我在中正纪念堂声援对岸学生,高唱龙的传人。镇压的发生对我来说实在太震撼,为什么政府可以杀死自己的人民?那一刻完全改变了我的价值观,让我从此对"大中国"产生很大的问号。老实说,我自己也很矛盾,我在乎台湾意识,但也迷恋古老的中国文化。

德国之声:您目前正在进行什么项目?观众可以期待什么时候看到您的作品?

杨力州:我才刚从南极回来,我受Discovery频道的邀请,拍摄五名台湾人的南极探险,成员包括超级马拉松选手陈彦博、艺人宥胜等。我们沿着1911年第一个征服南极点的挪威探险家的路线,目前还没有台湾人走过。这部纪录片预计9月上映。

另外,我曾在高中教过两年书,当时拍摄了七个学生。一开始只是想记录学校生活,结果一直持续拍到现在,记录他们从青少年、到结婚生子、离婚的人生历程,过程中甚至有个学生因车祸过世。《红盒子》花了我十年,但这部片更久,已经拍了25年。

这部片名暂定为《青春》,但我还不知道到底要拍到什么时候。我时常在想,50岁的我,已经足够成熟去诠释这部电影吗?

杨力州的作品《红盒子》(Father)将于523-24日,28-29日在莱比锡Cineding戏院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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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 何蕙安(发自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