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不会将我们现在看到的看作是唯一的现实 | 文化经纬 | DW | 2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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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专访:我不会将我们现在看到的看作是唯一的现实

2019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香港作家韩丽珠受邀参加了“亚太地区文学与政治” 及 “亚太地区女性与文学”等几场作家讨论活动,将香港的声音带到了书展现场。德国之声对她进行了专访。

 Hon Lai-chu - Autorin (DW)

香港女作家韩丽珠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之声:为什么会参加这次书展活动?

韩丽珠:法兰克福书展希望邀请香港的作家参与"文学与政治"话题的讨论,他们找到了我。接到邀请是在7月初,恰逢6月9日发生了"反送中"大游行,而运动在7月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因此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正合适。我希望表达的是,对于一个香港的写作者,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有怎样的挣扎,我很想将我的想法带出去。

这次的事件为什么对写作的人影响这么大?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言论自由。而作为一个文化艺术工作者、一个作家,言论自由非常重要,免于恐惧的自由。虽然反送中的条例现在已经完全取消了,但其他问题,一些更重要的问题,还是会让我们落入那种恐惧之中,包括警察滥暴的问题,滥用暴力和滥用拘捕的问题。2014年的雨伞运动是一次失败的公民抗命。雨伞运动后,我们积压了许多年无助的情绪:很多人被秋后算账,很多立法会议员被DQ(disqualification, 褫夺资格),我们积聚了许多无助、愤怒的情绪。而藉着这次反送中,其实这是一次社会的觉醒,意识到原来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而我想将这种声音带到香港以外的地方。

德国之声:作为一个写作者,你觉得这次反送中运动对你有什么影响?

韩丽珠:首先,文学是关于生活的一切,而政治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在这四个多月以来,我的头脑无法从事件中抽离,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沉浸在一种很深的情绪之中,而且香港的情况,每天都变得比之前更荒谬。每一天的状况都不同,每天起床,我都会看看手机,看看新闻,这些新闻都会吓到我,因为那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香港。它变得很快,可以说是堕落得很快。

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不会将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看作是唯一的现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对这次政治所引起的社会的动荡觉得很绝望,但我并不认为完全绝望。当然,身边有很多很恐怖、很残忍的事情正在发生,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知道这个现实并不是唯一的实相。实相有许多方面。还有一方面,我们之所以会创造了今天的现实,是因为这是我们很多香港人共同的心念所创造的。心里有什么,就会反映到世界中。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我认为是"业",因果业报的业。是我们之前做了许多,所以现在结了果,而我们现在要共同面对这个结果。

德国之声:听起来很佛,也很玄。

韩丽珠:似乎只能从这个角度才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出路。因为如果不给自己想一个出路的话,那我们就会被那种仇恨和愤怒所埋没。每天都有很悲惨的事发生,例如示威者被打得头破血流,一些被迫流亡到其他国家,有三个人失去了眼睛,其中一个是印尼的记者,很多女性示威者被性侵,在警署里被性侵,很多人受了很多的伤害,很多人自杀,很多的神秘死亡事件,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但警察不去调查。我们社会的现状,每天都很恐怖。所以,我只能将这个现实不去看作是唯一的现实,从而我可以看得更清楚。

德国之声:反送中运动的这几个月时间里,你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韩丽珠:我写了很多文章,主要是专栏和诗。在日报的专栏,每星期更新三篇;周刊的专栏,每两个星期更新一篇;另外还有文学网站的专栏,每月更新一篇。除此以外,我每星期也会写关于抗争的稿子。其实我的本职工作是写小说,但目前的写作都很零碎,还没能完成一篇小说。写小说需要一些距离,需要很冷静,不能让许多情绪掩盖了自己。但这几个月有很多情绪,而且现实很不安定,所以也无法在一个很安定的状态去写小说。

所以主要是体验。一个写作的人,其实并非24小时都在写作。一部分时间,他需要去体验。所以有时候我会上街,去行动的现场。其实我知道我能做的不多,因为我很难走得很前;但因为我有作家的身份,我需要去看,去见证事件如何发生。看完之后,我可能未必马上能将它写出来,但我要去感受所有人的情绪,所有人的能量,这件事如何发展;我要将自己置身其中。

德国之声:在书展的活动中,你提到语言刺激了你的想象,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韩丽珠:在香港有三种语言:两种书面语言,三种口头语言。口头语言是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生活上用广东话沟通。除非见到外人,否则我们不会用英语或者普通话。写下来的语言是书面语,用的却不是广东话。而我想事情的时候,我不一定用广东话去思考。可能也是由于殖民地时期的影响,我们写email的时候通常会用英文,我们生活中的语言夹杂着许多英文。
一种语言,它带着全套的文化价值、价值观和背后的情绪,语言里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完全会影响香港人所写出来的内容。
语言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我写作的时候,并不是“我手写我心”。但正因为这样,所以每次落笔写作的时候,我必须要创造一种新的语言给小说的世界,所以小说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世界。
因为语言离我的日常生活很遥远,所以小说中的世界就如同一个洞,我可以藏身其中。在小说的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发生。当然,它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世界,而是从另一个入口进入到现实。小说是虚构的,但虚构是为了要凿穿现实生活里许多的谎言。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基于礼貌,基于社会规范,其实我们不断说出许多谎言和隐瞒,否则的话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很恐怖。而小说的世界其实是将真相还原出来,通过虚构和想象。


德国之声:书展的活动中还提到,你的想象还来源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可以解释一下吗?

韩丽珠:我想说的是《风筝家族》这本书,其中包含六个短篇,相互之间有关联。
其中一个同名短篇,叫《风筝家族》,讲述的是三个女性的故事:妈妈、阿姨和女儿。这个家族有一种病,家族中的女性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肥胖,身体甚至长到和房子一样大,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而当身体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她们会肥胖致死。故事的主角,家族中的女儿,身体却出奇地瘦,瘦到能飞走。阿姨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美,因此得到很多事业上的好处,和很多男性在一起。然而,人到中年,她变得越来越胖,直至到失去了前半生得到的所有。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女性身体的变化而讲述的。
另外还有一个短篇故事,叫《感冒誌》。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城市,里面的人患了一场严重的感冒。当他们在医院中醒来的时候,政府让他们出院,但不可以回到原来的家庭中,而是被分配了新的家人:假的弟弟,假的父母,假的丈夫,全部都是陌生人。在新的家庭里,他们要重新适应。为什么要分配新的家人呢?政府的解释是:这次严重的感冒,起因正是人们不肯进入家庭生活。孤独容易致病,所以你们不准再孤独。孤独是带菌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进入家庭。

Frankfurt am Main | Hon Lai-chu in einer Podiumsdiskussion auf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DW)

香港女作家韩丽珠在法兰克福书展一次讨论会上。


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都要进入家庭的体系?为什么我们没有孤独的自由?原因是社会控制个人,其中一种手段就是通过家庭的架构。当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例如父亲、儿子、母亲,当你需要用很多精力去建立你的家庭的时候,你就不再有精力去思考,你到底是谁,你不会再去想你自己的身份。当你没有空间去思考自己身份的时候,你也不会去反抗。这对社会很有利,也很安全。这是我十年前写的小说。
我最新的一篇长篇小说叫《空脸》。故事中一个城市的所有人都要强制接受整容手术,要整成一张符合社会规范的脸,才能拿到身份证继续生活。这个故事也是关于身体的变异,以及当权者如何要求改变你的身体以符合要求。

德国之声:后两者看起来相当政治。

韩丽珠:有,但其实我不会说这是政治。因为文学、小说和生活很有关,而我们的生活里又充满了各色的政治,例如我们会被操控,或者我们会操控他人而不自知。我觉得我的小说,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包含了很多角力。在一个家庭里,只要这个家庭有三个人或以上,那么这个家庭里就有政治角力。

德国之声:难怪你被称为“香港的卡夫卡”。

韩丽珠: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是我,而不是其他人。想象丰富并不就是卡夫卡。我觉得每个写作的人都是不同的。我们有时候需要将作者归类,是因为我们对他并不熟悉,所以归类后觉得能够更容易理解。但其实这种归类会削减他的想象力,或者削减他对其他人的理解能力,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很独特。而且,在文学里有一种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些很细微的分别,这是最重要的。

 

采访记者: Guang 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