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德国卫生部长新冠抗疫一年谈 | 德国之声 来自德国 介绍德国 | DW | 27.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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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风云

专访:德国卫生部长新冠抗疫一年谈

现年40岁的联邦卫生部长施潘是德国政界目前人气最高的人士之一。近日,这位基民盟政治家就一年来的德国抗疫经验得失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

Jens Spahn im DW Interview mit Michaela Küfner

施潘接受德国之声专访

(德国之声中文网)施潘部长在采访中不乏自我批评。他表示,回过头来看,可以这么说:本来或许可以做的更好些,比如,在采购口罩、检测等方面。他强调,这一年来的经验也告诉人们,"尤其在药品和医疗产品方面",欧洲"过于依赖"中国。

德国之声:新冠一年。这意味着,全球200万人死亡,其中5万在德国。对变种病毒的忧虑所在多有。我们现在是在哪个阶段?依旧还在大疫之中吗?

施潘:是的,处在大疫之中。在德国,现在也正好是新冠瘟疫一年。2020年1月27日,在慕尼黑出现首个染疫病例。在德国,在我们这里,伟巴斯特(Webasto)是个关键词:就在这个企业,发现了这个病例,它与中国有关,与同中国的交往有关。当时,我们自然是严肃对待的,并立即将我们的所有系统都朝向了它。然而,事情后来会有这样的发展,在随后的12个月里对德国、对欧洲、对整个世界有这样的影响,我想,没有人会预料到。然后,又出现了新的一波传染,本来,在进入夏季后,无论是显得如此,还是事实如此,在很多国家,局面有所缓和。而现在,出现了第二波疫情,很多国家,德国也是,发生了第三波,一波比一波严重。我们现在的确还在大疫之中。

德国之声:第一波来袭时,德国相当了解情况,因为德国检测数量大。而现在,12个月后,检测能力还先得扩大。就像在柏林的这家医院那样,个别感染病例现在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做了定期个人化检测的努力。就此而言,您目前到底了解多少?

施潘:首先要说的是,从去年春季起,从3月份起,我们也加强了检测,同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和像在这里的夏利特医院那样的实验室联手。在欧洲,这是正常现象。不过,英国和丹麦有着研究传统,检测更多,我们现在是跟进,这是事实,提出这一点,毫无妒忌之意,而是充满敬意。尤其是要做有代表性的、更全面的检测,以能了解这个首先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在此,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注视这种变异毒株,但要是人们在看到了现在在柏林的这家医院或在石荷州发现的变种病毒感染病例后加以追踪,那人们当然会发现很多很多此类变异病毒,因为,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但我们所需要的是,有一种具代表性的总体认知,不止于所发生的病例有关,从逻辑上讲,此类病例当然占很高比重。这就是我们下星期第一次要得到的东西。是的,事后来看,这就是该有的认知。

德国之声:您提到了人们非常关注疫苗生产速度不够快。尽管其中一种疫苗是在德国研发的,德国目前才拿到了约150万支,排名并不靠前。若按今天的认知,您会在订购疫苗的问题上有什么不同的做法?

施潘:在这一点上,我也得先说明,现在就已经有了疫苗,这可是一大幸运,是科学的一大成就。要是有人在12个月前,在大流行瘟疫之初,就说,"过12个月,我们就会有疫苗,而且是一种有效的疫苗,我们在年内就能提供给每个人",我们所有人都会暗想:绝不可能。我想,再度强调对这一成就的认可是重要的。现在,我们在最初阶段遇到短缺问题。我相当确信,不论当初做出怎样的决定,原则上说,都无法避免这一短缺现象。我们当初或许可以多订购一些,但不可能多到让人明显感到有区别的数量。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紧扩建生产能力。不过,我们看到了,即使像阿斯利康那样早早就拿到了扩大生产能力的企业,一旦生产流程中发生了计划之外的情况,就会有无法避免的后果:我们得到的疫苗数量少于原先的承诺。我绝不是要否认这一情况,相反,我们天天都在作出努力,每天都在同欧委会、同企业交换意见,以期解决相关问题,要求拿到按公平原则本就属于我们的那一部份,我们已付了款的那一部分。但我也觉得看到这一点是重要的:最终,我们只能接种生产出来的、的确也交付给了我们的疫苗。

德国之声:美国从一开始就对药品生产商持严厉得多的态度。您现在会提议,对在欧盟内生产的疫苗制定出口许可证制吗?

施潘:我觉得,如果我们实施出口许可制,是非常理性的,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哪些在欧洲,在欧盟生产的或配置的疫苗离开了欧盟。许可证并不意味着禁止出口,而是至少必须申请,获得同意。在很多事情上,人们也都是这么做的。我们并不想什么都留给我们。但我还是要求,什么事都得讲个公平。要是供应短缺,那么,各家有份,都少拿些疫苗,而不能只是欧盟少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目前至少不太有把握,在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是否的确是公平分摊的。在保护主义和"一切只为我们"--我们不想这么做-- 之间保持平衡,并不容易。我们最终想要的是,疫苗面向全世界,包括欧洲生产的疫苗。其二,也要求得到公平对待,这也是因为,的确有国家采用不同手段行事。我觉得,作为欧盟,我们能够表现出某些自信。对世上的所有药业企业来说,我们是最大的市场之一。德国和法国尤其是有吸引力的药品市场。医药康采恩也是这样:例如,辉瑞(Pfizer)便是生物新技术(BioNTech)的伙伴。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其它医药大亨也该知道,在这个10年里,在这一生里,人们相互之间会多次打交道的,可不只是在大流行瘟疫期间。

德国之声:美国还在特朗普任上就通过总统令对此作了规定。它是一种"美国优先"战略。在欧盟也要这么规定吗,确保欧洲人首先得到疫苗?

施潘:不,我要的是公平分享,也就是说,我们得到我们先付了款的那一部分。那其实就是相关协议的意义,那是一种预融资,用以扩建生产能力。就是说,为此,我们向几乎所有与欧盟签约的各方都预支了数亿欧元,用以扩大生产能力。因此,所涉及不是优先,而是公平。这是此处允当的关键词。对欧洲,对欧盟,也对作为德国联邦政府的我们,总是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想到:向世界上其它地方供应疫苗。我们最终也要在欧洲,在德国,先得研发出疫苗,先必须要资助科研,为这个世界开发疫苗。所以说,我们的目标也是,其它国家和地区也能尽快从中获益。但有一点也是事实:我无法向德国人和欧洲公民解释清楚,欧洲生产的疫苗世界上其它地方拿得到,而独独欧盟没有。这样,我又回到公平这一问题上了。公平分享也应在欧盟这里得到体现。也运到了一些。我的意思是,从全球角度看,194国中,现在只有不到50个国家开始了疫苗接种。

Jens Spahn im DW Interview mit Michaela Küfner

施潘向记者Michaela Küfner讲述了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经历

德国之声:您自己经历了染疫。您是如何痊愈的?到现在已经3个月啦。

施潘:我丈夫和我,我们有运气,两人都只有轻微症状,感冒症状。不过,那种不安全感--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要是碰到其它病毒性疾病,人们还大概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或者,不发生什么。而这种不安全感,当然是在那里了。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隔离期,马上就隔离。在部里,一切都搁置了,回家。至少10天不得出门。这是一种经历,一种目前已有200多万德国人、世界上数亿人遭遇的一种经历。不过,自己遭遇还是同只是对此作决定有着不同的视角。而我现在正有了这种经验。但是,正如已说过的那样,最终所涉及的不是我个人的染疫,有的是病情明显严重得多的人。

德国之声:最后一个问题:大流行瘟疫一年--您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施潘:这么说吧,在这次大流行瘟疫中:总是会发生与人们的设想不同的事情。我已停止做(过多的)预测。因为,我经历了太多啦:病毒总是又出现了,但过几个月,局面就全然不同。我无论如何都吸取了这么一个教训:我们必须保持机动性。因为,病毒也是这样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大流行瘟疫期间人们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地方。看到了德国的众多强处,这个社会的众多强处,经济的、医疗卫生领域的强处,但同时也像在实验室里那样看到了众多不足之处。无论是医护还是专业人员情况、还是数字化现状,德国医疗健康领域好像还是处在1990年代,而不是2020/21年。我们正在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尤其在药品和医疗产品方面对中国过大的依赖性。我确信,在整个20年代,我们都将同这些议题打交道。我们要研究这些问题,以坚定的态度从中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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