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学潮的背后

截至发稿，郑州大学的一所管理学院的学生，因为毕业证书得不到原来院方许诺的承认，仍然在举行有数千人参加的静坐示威。此前，香港和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了学生们愤怒地走出校园，用暴力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与此同时，西方媒体也日益关注本月中旬发生在四川大学的骚动，起因是大学生不满校方硬性规定定时熄灯，影响大学生们观看足球比赛。中国大学生的学潮四起，在中国海外反对派看来，是中国所谓维权运动的继续。

但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库尔克曼女士看来，现在的大学生学潮并不明显地带有传统学潮的政治色彩，而更多和大学生本身的成长心理过程有关:“大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是独生子，成长过程中，始终处于家庭关注的中心，绝大多数愿望能够得到满足。上了大学之后，他们面对的，越来越多的是相反的经验:不但凡事要靠自己，而且很多事无法如愿。这样的心理冲击很频繁，也会导致相当一部分处于失望，导致爆发。”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发表的一组信息，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形势日益严峻。2006年预计结束学士及更高级别学业的大学生总计412万，但中国劳动部预计能够当年提供的相应工作岗位却不足2百万。至少一半以上的大学生即将面临生存挑战。但熟悉中国现代政治历史的库尔克曼博士指出:学业不能保障社会前景，不自今日始。从文革中的学生上山下乡到今天的就业难，学习和社会成就之间，始终不存在一对一的因果关系。

这位德国政治学者分析说:“和中国社会此前的各代人相比，现在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从社会得到的信息和信号大多和消费娱乐有关，和把消费娱乐当作衡量自己社会成就的尺码有关系。实现这样的成就，成为非常具体，非常个人化的理想的内容。而达到这样的理想，与现实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反，又越来越多地被理解成为和受教育的程度有关系。”

事实上，无论是去年反日游行，还是今年早些时候发生在大连等地的学潮，都基本没有非常明显的，和就业这样现实问题有关的背景。但学潮不但闹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闹得凶。往往因为晚上熄灯这样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即刻就能形成数千学生参加的骚动。

这其间的背景在库尔克曼博士看来，具有中国社会现实的特点:“现实中国缺乏自由讨论的空间，不论什么话题，能够自由放肆交流的可能性都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疏导内心不满往往就会寻找社会认为不那么敏感，或是可能会得到政府认可的话题，比如反日的话题。而且，因为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所以一旦找到这样的话题，尤其是受过教育，表达能力发达的大学生就更倾向于尽情发挥，表示自己对整个社会的基本态度。”

学生的学潮虽然不带有传统政治色彩，提出的要求也具体得多，但截至发稿，中国官方对于郑州大学学潮，却依然晦莫如深，不但大众媒体中没有反应，就连网上，事件的细节也不见透露。在德国的中国研究者看来，官方对学生运动的谨慎，不但具有政治上的传统，而且在现实背景下，也有引导社会利益伸张运动的作用。

库尔克曼博士指出:“在中国现在条件下，实现物质利益的要求，相对风险要小，不容易被政府视为对政治领导合法性的挑战;如果某个比较大的群体伸张某种利益，或是伸张利益的人形成一定严密程度的组织，那样的利益表达就会被认为是对政治的挑战。那样伸张利益的人就要面对极大的危险。同时，在不涉及社会转型，不涉及政治转型的领域里，单个具体的物质性利益，也比较容易满足，对官方说来，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
http://www.dw-world.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