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探头真的管用吗？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视频监视探头的数量开始猛增，这一现象不但在欧洲非常普遍，在世界范围内也同样如此，从伦敦到德黑兰，乃至东京，到处都有这些小探头的身影。德国更是从50年代起就利用视频探头对交通状况进行监控。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视频探头都是个不错的东西，很多人觉得那些小探头不管是对恐怖分子，还是那些喜欢在地铁里乱涂乱画的“艺术家”们来说，至少可以起到一些威慑作用。

最近，欧洲范围内的一些社会学，政治学，犯罪学和工程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们正在进行一项名为“都市眼”的研究项目，目的是探讨视频探头的工作效果，以及它可能存在的问题。

1993年，在英国曾经发生了一件颇为轰动的案子，十岁少年杰米被人谋杀了。当时，装置在利物浦一家商场里的监视探头拍下了杰米和犯罪人手牵手的画面，这段录像成为最后破案的重要线索。此后，英国政府投入200万英镑建设视频监视系统。在1991年，英国只有十套这样的监控系统，而现在英国有400万个摄像探头遍布全国，这在欧洲国家中是最多的。

柏林科技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同时也是”都市眼“项目参与者之一的海姆佩尔教授认为，在英国，摄像监视系统的效果被“魔术化”了，而政治保守主义者在其中也起到了作用。“在英国，摄像监视系统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人们不断从媒体上得到这种系统如何有效的神奇报道，从而对它深信不疑。如果人们真的相信，通过借助于技术手段，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把犯罪率降低75％的话，那就根本无法真正解决犯罪问题。”

来自6个欧洲国家的15名科学家组成了“都市眼”研究小组，研究摄像监视系统的问题。他们对不同的国家相关法律进行调查，同时也试图了解摄像监视系统对于公民权利的影响。在英国有一项特别的法律传统，也就是尽快弄清事实真相，而公民资料的保护则被放在了第二位。

在德国，这可行不通。海姆佩尔举例说，里根斯堡的警方想在市区安装一个摄像监视系统，但是却没有人质疑，它是否能有效的防止犯罪行为。海姆佩尔说道，“当我们更仔细的分析里根斯堡的情况时，就必须提出这样严峻的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案子是通过监视系统破获的？虽然有过两个相关的案例，而且通过监视系统破获了其中一件案子。但我们不能就此做出结论，认为采用监视系统后，犯罪率就会下降50％了。又有人认为，监视系统确实能使犯罪率下降4％，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只限于一些犯罪分子难以脱身的封闭场所，比如停车场。其次，能不能观察到犯罪的发生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警方能够在多快的时间内做出反应，以阻止犯罪的发生。”

海姆佩尔所列举的这些因素往往是被人忽视的。同时，视频监视系统也不是对于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有效的。摄像探头对于因感情纠纷而引发的杀人案件，或者性犯罪基本上无能为力。而那些对视频监视系统进行的所谓量化评估也经常是没有什么代表性的，而且经常被政治利益或者先入为主的意见而左右。

海姆佩尔和他的研究伙伴们特地以英国为样本做了一个调查，看看在600小时的时间范围内， 视频监视系统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海姆佩尔说到，“我们观察并记录下来，什么情况和哪些人是被监视的。结果显示，大部分被保安人员监视的对象都是黑人青年，以男性居多。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说明对某些群体存在着偏见。同时，这些保安人员的作为也是具有非常敏感的政治含义的。”

这些歧视行为意味着什么呢？科学家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够给出一个答案。他们也希望对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监控做出区分，而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很模糊。在挪威，只有在奥斯陆火车站里安装了一个政府性质的监控系统，以对付毒品犯罪。每三个营业场所就有一个摄像头进行监控。在发生了政治转型的匈牙利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情况也和挪威差不多。

视频监控系统的普及不但与各国的自由化程度有很大的联系，也和监控技术行业的发展以及有关社会行为的法律规范有关。无论如何，有私人企业运营的监控系统已经越来越普遍。海姆佩尔认为，“我们的建议是，视频监控系统应该保持在公营事业的范围之内，并且根据警方的意见以及相应的评估系统，对监控系统的有效性做出判断。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应该引入营业许可证的方式，以便为这一行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法律框架，并做出一些具体规定，比如哪里允许视频监控。因为对于公民个人来说，问题已经不是在某些场所是否会被监控，而是在不同的地方，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被监控，同时个人数据也会在不透明的情况下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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