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农民工艰苦度日

叶霞霞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她用手机拍摄的照片，这是她和她所在的那家日本公司的工友们一起郊游时拍照的。照片上的工友们都开心地笑着。霞霞在深圳的一家工厂打工，每月工资约合200欧元。从深圳到霞霞父母居住的贵州山村，路上需要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霞霞说，那里除了贫穷和落后之外，没有别的。她说："我不会再回到我从前工作的那家工厂。现在我的境况好多了。人只能往高处走，绝不走下坡路。如果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我就会离开原来的厂。"

这就是中国2亿农民工的梦想。这一梦想使他们每天坚持下来。21岁的张伟华谈了他在一家高尔夫球杆制造厂的情况："小工厂的状况很糟糕，没有空调，工作又脏又累，晚上下班时满身都是灰尘。车间里噪音大，充满刺鼻的油漆味道，这肯定对健康非常不利。工厂给我们发了口罩，但是根本不管用。根据我的经历，我觉得工厂老板对我们越来越苛刻。厂方很不讲理，要想请假休息一天很难得到批准。就像是在兵营。而且我们也没有工会。根本没有工会维护我们的利益。"

张伟华现在已经转入一家更好的工厂。他离开了高尔夫球杆厂，目前在台湾华硕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电脑主机板制造公司属下的一家工厂做工。他说，这家工厂清洁，空气新鲜，是典型的大企业。但是在广州和深圳之间的珠江三角洲一带，这样的企业并不多。香港女作家亚利桑德拉·哈尼（Alexandra Harney）在《中国价格》（The China Price）一书中写道，这是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之一："一些阴暗工厂的做法是，让来自西方的客户看到的是现代化的工厂，清洁整齐，令客户感到兴奋。但是他们不让客户知道，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家大门紧闭的工厂，禁止外人参观，工人没有保险，工厂不设安全紧急出口，没有安全措施，而向客户提供的产品，大多数是在这样的工厂生产的。这些阴暗工厂可以说是西方要求产品价格低廉的产物。"

梅玉及其丈夫和孩子们生活在深圳。她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因为她丈夫的工厂既不支付医疗也不支付社会福利费。梅玉说："现在我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我都很长时间没有过过星期天了。我几乎已忘记过周末的感觉。获得的是法定最低工资，每周5天工作日，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们经常加班，加班可以挣双份工资。"

去年8月份，当经济开始恢复正常时，她的月工资约合270欧元。梅玉感到很满足。而对于叶霞霞来说，出来打工仅仅是她迈出的第一步："我从小就喜欢做生意。我不想永久在这里打工。我想攒够5万元，然后就回贵州老家。或许我去销售表姐生产的陶瓷制品，我年龄越来越大，已经24岁，如果我将来有了孩子，我就不会再出来打工。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作者：ard/李京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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