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中国（上）

流氓与绅士

这位纠缠于复杂、丰富、多重的心灵世界的思想大师终其一生都是在用一把手术刀进行哲学思考。他将人类心理结构解剖为意识层和潜意识层。假如心理总体好比大海中的一座冰山，那么意识就只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远为巨大的水下部分便是无从想见的潜意识（又分无意识和前意识）。

借助于这一立体结构，弗洛伊德颠覆了旧心理学为精神生活所描绘的理性画卷，而将潜意识里的本能视为人类的基本心理动力，其中，性本能又是诸本能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沿着这一思路，弗洛伊德把人格划分为三个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按照快乐原则行事，是人格中最原始、最生物性的部分。“自我”参照现实原则，根据实际情况来最大限度地满足本我的需要。“超我”遵循道德原则，为达到完美和理想而活动。由于“超我”的社会良知与“本我”的个人愿望往往相互冲突，因此“自我”时常象钟摆一样在中间摇着。受弗氏影响颇深的散文家周作人早期有一篇名文《两个鬼》，收在《谈虎集》里，与“本我超我论”如出一辙，他说，“我的心里头住着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如果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是叛徒和隐士……”。

解心与释梦

第一位翻译《弗洛伊德自传》的中国学者及政评家章士钊曾经详尽阐述过精神分析学说，还为中文版的《精神分析引论》拟名《解心术》。早在1914年“五四运动”前夕，当时的《东方杂志》就开始将弗氏早期著作《梦的解析》介绍到中国，对“五四”新文学的创作技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潜意识的表象，是以往那些受到压抑的欲望的变相复活。本来，写梦在中国传统文学里古已有之，如南柯一梦、神鬼托梦等等，但弗氏思想完全摈除了封建迷信因素，通过对梦的层层揭示触及人类精神世界最难以接近的部分。这种心理分析技巧在施蛰存、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里不难觅见。例如郭沫若就曾具体解释过意识流小说《残春》就是通过主人公的梦境来表现“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

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远远超越了一种单纯意义上的释梦法，更重要的是，它点燃了一支照亮人类隐秘内心的火炬，升华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哲学理念。梦，不仅仅是个人的生理现象，更在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多有映射。例如，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神化是社会的集体梦，共产主义乌托邦是左派知识分子的黄粱美梦。

泛性与直觉

惊世骇俗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屡遭修正和挑战。反对者认为弗氏观点偏激片面，过于夸大本能和无意识的行为操纵作用，缺乏科学依托和实证支持。对此，弗洛伊德也承认他对观察研究比对实验研究更有兴趣。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弗洛伊德是一位非常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先验型学者，他依靠一种高度敏锐的科学直感，经过多年的审慎观察与思索，提出前人未曾提过的问题并寻求答案。按照弗氏理论，人不仅不是世界的主人，甚至不是自己的主人。人类历史是本能的宣泄与反宣泄、压抑与反压抑的斗争史。人类文明则是“本我”冲动与“超我”抑制经过惊心动魄的较量之后的一种共谋。也许，与同时代的学界泰斗爱因斯坦相比，弗洛伊德缺少了一份运气，他曾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调侃道：没有哪个物理外行胆敢批评“相对论”，而男女老少都可以对“精神分析学”尽情奚落一番，即使他们压根不懂心理学。

另外，弗洛伊德还是一位泛性论者，他的性欲理论在“谈性色变”的保守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例如，鲁迅就曾讥讽道：“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 ”（未完待续）

（亚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