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冒名顶替”、“ 调包”，及作为社会财富的公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正好在今年高考前，爆出了一连串几个以前考后被冒名顶替的事件。譬如说，现年36岁的陈春秀，在2004年高考被告知落榜，之后她为了生计只能四处打工；为了一圆始终没完成的大学梦，2019年重新报考成人高考，却偶然发现自己的身分，早已被人冒充顶替。《南方都市报》6月19日披露，近两年内，山东省内高校排查出242人涉嫌冒名顶替他人身份入学。还有，最近爆料的河南周口37岁的王娜娜曾被顶替13年，一度错失上大学的机会，但却迟迟等不到对方的道歉，王娜娜因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正在等待开庭。 

每每读到类似新闻，我就想起自己类似的经历。当1977年邓小平宣布恢复高考制度时，我是在吉林省怀德县的一名上海知青，突然觉得人生有了希望，因为如能考上大学，我即能“跳出农门”， 并实现自己今后考一个博士的理想。 我在中学时，英语是我的硬项，当初能把毛泽东语录的英文版背得滚瓜烂熟。在农村务农期间，我依然勤奋地学着英语。村里农民们笑话我，可我依然执着学着。这样，到了恢复高考那年，确实是派上用场了。 

多与“权力”有关

由于当初绝大多数的考生的分数都很低，一个专业能考及格就算是好的了。77年，我考完试，便回到了上海小休。那年年末，收到了来自吉林省高考委员会的通知，说我没有达到规定的分数线，因此大学无门。但通知上问我，是否愿意进一个叫“梨树师范学院英语系“的中专。当初身无分文的我，得知能在师范免费学习，就一口答应了。

在那里学了一年半。后来作为一个“高材生“被四平市第四中学录取在那里教高二的英语。由于高考之心不死，过了两年多，最后跟我的学生再次参加考试，终于在1981年进入了上海外语学院（今天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德语系。 

时过境迁。1989年，我已在德国攻读哲学专业。因勤工俭学，我作为领队带了一个德国旅游团去香港并随后在深圳逗留了一下。那时，正好联系上了我师范学校的老同学。跟我不一样，他是个高干子弟。家里官到底多大，我从来没打听过。他那个时候正好在深圳一家外资公司工作。这样，我与他，加之一个从上海赶来的老朋友一起进了餐馆聚了聚。可能喝了一点白酒的作用，这位老同学给我“酒后吐真言“， 说我当初77年高考的分数线是到了，只是后来被另一个高干”调包“了，所以才进了中专。

我尽管对这个酒后真言很感激，但同时又想，他为什么不在当初就告诉我呢？也许，怕我即刻去讲“公道“？ 尽管如此，因我当初半工半读，实在忙不过来，所以也没有作进一步的思考。 

但是今天回首而思，我认为，首先，从77年到今天，上面提到的陈春秀、王娜娜以及我的情况，那实在只是冰山的一角。真正那些“埋在土里”的永远无法得知的“冒名顶替”和“调包”事件的数量，可以说远超我们可以想象的。

当今的“不公道”

其次，我反对一些报道把此类事件描述成纯“民事案件”（如学生与班主任之类的矛盾）。要知道，敢“冒名顶替”和“换包”的人，大都与权力有关，那些能操纵这类事件的人是权力的象征。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对目前那种追查或者是“高举轻放”的动作并不看好。因为，很多遭受此不公道待遇的人，不可能像我这样通过偶然机会得到此信息的。 况且，已经得利的干部及其子女们绝对不会向你主动忏悔的。 

所以，如其与对不可知的“不公道”现象“宣战”， 不如认真地去纠正当今已知的“不公道“。

中国自古就有“公道自在人心“之说。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很康德主义的， 即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而人都本能地知道何为公正。讨回公道就是讲理。“找地方讲理，把理儿讲清，是人的秉性。“ （许章润语）。但是，这个说法仅仅是正确思维的出发点，而真正的公道还是需要法律来维护的。 法律完善了，同时有官方也有独立方（如独立的媒体和团体）不断护法，随时揭露犯法的现象。

社会公道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社会财富。任何一个现代政府的道德责任就是必须维护并创造这种财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满足几个前提。一是法的独立性和神圣性。不管哪个党，哪个政府官员还是百姓，都必须以这个法为准，而不是置己为其之上。其次，是信息的透明，不管是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到类似于高考结果以及考核过程都需透明。透明意味着每个公民有权利了解各方面的事务。 最后，必须有独立的媒体和团体存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家机构缺位的情况下，帮助那些”讨回公道“的人和群体。 

世界上，各个国家历史上均有不少已知的不公道现象，可是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在好几百年后才得到个说法，有的至今无法有个音信。当年从中国派到加拿大去的华人“苦力“，去修建北美沿海铁路。对当初华人得到非人道的待遇，到了本世纪初，才得到了当地政府道歉。美国与澳大利亚对土著的杀戮迫害，也是从上世纪末开始，才有了补偿政策。 在东德时期用的莫桑比克的劳工，在东西德统一后大部分被赶回母国，他们连工资都没拿全，所以他们至今还等待着德国应给的公道。 据我知道，目前德国政府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方法给予解决。 

必须还原真相

至于中国国内，政府欠老百姓的则更多。别的不说，一场十年文革，尽管当初遭殃的国家干部，即从刘少奇这样的国家主席到一大批像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人，可以想象，政府是予以了一定的补偿。但是，遭罪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有的活活被逼死或打伤。他们的公道何在？ 同时，那些被党内毛派主义煽动起来的成千上万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参与这场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浪费了宝贵的青春。该在学校期间学习的，却除了能写可怜的几个字，其他什么也没学到。北大校长林建华念错别字就是那一代的标记。 这么一大批人，作为中国政府难道不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

应该说，解决公道的问题有很多途径。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还起真相。补偿这两字并非完全是物质主义的。它更有道德和政治上的意义。 

有一次，我在从德国到中国的飞机上，跟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福建省的干部（想必坐普通舱并非大官）聊起六四。我说，我当初看到有很多被冷枪打死的路人，而且即便是参与六四的学生们，也并非是旨在推翻政府，党和政府为什么不给那些当初遭罪的人给予平反补偿？ 他的回答是“你可不知道，一旦我们这么补偿，那等待类似的补偿的人太多太多了。“ 他的话的另一层意思是，”只能将错就错了“。 

我想，如果我们现有的政府对已知的不公道竟然还能“将错就错“，那更不用说更多的没有揭露出来的不公道现象呢。一个政府，如果是对国内的百姓的不公道抱着这种”将错就错“的心态并以威力压制的话，它客观上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因为它在毁灭本来应该维护和创造的社会财富。要知道，“公道自在人心“另一层意思是，那些不公道的人和团体，终有一天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IAE Pau-Bayonne 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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