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与检查中求生存的中国文学

1978年出生的徐则臣在他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中讲述的是在北京卖盗版光碟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们从乡下来到城市，在陌生的环境里寻求新的生活。他在作品中把北京这个城市本身当作一个话题，详细描述那里的街道、街区和场景。多年生活在德国的中国记者史明认为这是中国叙事文学中的新现象："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从农村和农民题材转向城市题材的写作趋势。不仅是作者，作品中的人物也越来越多的是城市中的人物。"

特别是年轻作家喜欢以城市为背景来写作，例如流行女作家棉棉和卫慧，她们写的是聚会、性和城市的生活空间。青年作家郭敬明则是面向那些处于青春反叛期的青少年。这位只有26岁的作家凭借庞大的广告宣传机器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作家之一。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则认为，这些作品并不是严肃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们太肤浅和太商业化："简单地说，年轻一代只想把握现在，只想生活在当下。他们追求快乐，享受城市的新的财富，这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作家莫言

而像余华和莫言这样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却不同。中国的过去在他们的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文革时代。顾彬教授认为，大多数写文革的作家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这好赚钱："本来文革是个禁区，历史学家总体上还不能研究文革。但是像余华这样的作家知道，这样的题材在中国很受欢迎，就像第三帝国这一题材对德国来说一样。这里面有市场的因素。"

顾彬说，大部分中国作家在写作时眼睛是盯着钱的，中国的文学商业化倾向非常严重，这从书的长度就能看出来，有些书翻译成德语长达七八百页。顾彬教授知道这是为什么："作家们不能把作品浓缩到两三百页，因为稿酬是按行计算的。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很多像顾彬这样的熟知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家都指出，"检查制度妨碍了好作品的出现"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中国的出版社不愿意出版敏感题材的作品的话，还可以到国外去出版。顾彬指出："出版社说该写这个写那个，作者自己决定是不是配合。作者可以把作品拿到香港或是台湾去出版。但也有很多人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对国家十分认同。"

顾彬教授认为中国现在好的小说不多，中国文学的精华在诗歌。记者史明也强调，小说家们在塑造人物上不肯多花精力。但是史明也指出，中国作家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写作的："作家们受到钳制。他们受制于大众商业化和大众化政策。我不愿为他们推卸责任，但是他们的确处于特殊的情况下。"

作者：Silke Ballweg/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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