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力到财富，从财富到权力

大部分欧洲投资者抱怨，中国的政策壁垒越来越难以逾越。欧盟官员谈及经济国家主义和缺乏平等的竞争。但他们无法预期这些壁垒会迅速消失。因为对中国政府来说，经济毕竟事关权力和安全。

由于经济难题，欧洲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社会稳定、战略工业、收支平衡等事宜。而这些早已列在北京的日程之上。对外国列强抢掠中国沿海地区，以及冷战中的超级大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记忆，使毛泽东决定以减轻对外国的依赖作为发展目标。这并未取得成功，我们只须想想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但即使是周恩来、赵紫阳和邓小平这样的改革者，也坚持认为开放必须是有选择的。他们的思路是，利用外国资本、投资和技术来建立稳固的中国自主工业。从那之后，这一直是政府的主要目标。

即便在今天，中国领导人仍相信，中国太多地依赖于外国中间商。外国企业曾经控制着中国一半的出口，并主宰着高科技工业。许多中国决策者和专家认为，这使他们的国家非常脆弱，因为一旦重要的投资者撤出，中国国内经济将陷入极大的困境。此外，人们抱怨，这些企业占据中国廉价劳动力与外国消费者之间的门户地位，赚取大量利润。一名中国官员说，我们的辛苦努力，应当给我们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而不是让大部分利润都流向跨国公司或者发达国家。

还有人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依赖于外国企业，中国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国，而是很容易受到西方国家的干预。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承认，引入自由贸易的部分原则，使他们受益匪浅。但他们不愿再被迫采用西方标准，或者不得不参加类似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那样的痛苦的谈判。于是，中国领导人决心制定自己的标准，积累经济实力，来最终为走向大国铺平道路。

无需多言，中国的许多对经济安全及经济实力的做法受到其它贸易国家的启发。中国的智库仔细研究了日本的经济国家化，并作出结论，即政府干预是建立民族工业的有效方法。此外，甚至那些标榜自由贸易的富裕国家，其繁荣与竞争力也被认为是归功于过去的经济国家化和殖民地化。许多国家仍旧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保护本国市场，中国也看到这一点。尤其在与美国的谈判中，中国外交官喜欢强调，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有多难，华盛顿仍在限制高科技的出口。中国的采矿企业经常要经历痛苦的谈判与挫折，才能与资源大国的政府签下协议。与之类似，中国的萌芽工业要面对来自韩国、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市场有政府支持的企业的竞争。

这些都使得中国政府对全球经济秩序抱有一种无政府的观点，即国家干预是正常的，而且是唯一能够在竞争中生存的途径。这一观点仍旧占据上风。一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王逸舟说，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在相对混乱的国际形势下，各方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斗争。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安全仍是重中之重。一位中央党校的专家说道，应捍卫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防范外国的蓄意破坏，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健康环境。

对西方人来说，这些观点的确有些过时。一些中国人也会同意，这种思维会使中国的崛起变得更加复杂。现实中，决策者也倾向于在经济安全的终极目标与国际市场所要求的审慎态度之间寻求中间地带。但是，只要中国对于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感到不安，就会继续以经济实力与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权力，安全，稳定和经济自主，将继续成为衡量共产党成就的标竿，民族主义者要求党的领导人走强势路线的论据，以及强大的国有企业获得大量政府补贴的理由。

作者：Jonathan Holslag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译：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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