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艺术家名声不好 作品就不好？

德国之声：洛特女士，电视纪录片《离开梦幻庄园》（Leaving Neverland）在美国播放后，众多国际电台从节目单上撤下了杰克逊最火的歌曲。在该纪录片里，两名男子报告了曾在孩提时代受迈克尔·杰克逊的性侵。您如何评价这样的反应？

洛特：这样的反应让我相当震惊。即使将艺术家的所作所为当作对其艺术质量的评定标准大有意义，制裁行为却绝顶荒唐。因为，发动对个人的公共指摘并不能等同于司法裁决。而此类反应自然会有这样的效果：一旦好名声因受公共指控而遭置疑，就会导致某个艺术家生命的完结，--尤其是那些未像杰克逊那样地位已然稳固的人。

德国之声：相关指控并不新鲜。针对杰克逊已打过两桩官司，而他均被裁定无罪。在这部纪录片中，虽有当事人非常详细的叙述，但并未能提供新证据。那么，何以很多人现在会改变对杰克逊遗产的原先看法呢？

洛特：我想，那些电台是害怕，通过纪录片呈现在观者眼前的性侵犯罪现象，人们在感情上受到的触动更大，强于人们只从报纸上了解。这些电台设想，过去数周或数月，但凡听到杰克逊的歌，人们眼前可能就会出现相关（性侵）画面。我只是觉得，若以为如今已不能让成年人承受混合感情状态带来的压力，那倒该令人不安了。

德国之声：那么，制裁目的何在呢？

洛特：可能更多地是出自对公众舆论的害怕，而非源自本有的道德理念。然而，动用新闻审查手段，当事人实际上便站到了道德愤怒者一边。眼下，似乎是这种想法占上风，即：若在阅读或聆听艺术作品时如果内心的感受是五味杂陈，则这一点就证明该艺术作品不够格。

德国之声：将一个私人生活不检点、不道德，甚至有违法行为的人的艺术扫地出门，意味着，将当事人与其艺术等而视之。这合适吗？

洛特：不合适。这一点如何怪诞，只消比较一下科学所处的情景便清楚：您不妨设想一下，某人刚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却传来消息，称他曾性侵过少年。没人会因此生出念头，宣布此人的经济学著作从此不再合适。涉及艺术，我们显然持有不同观念，而这些观念也和我们寄望于艺术的那些需求有关。

德国之声：这些需求变化了吗？

洛特：在摇滚乐鼎盛期，占主导地位的实际上是这一观念：艺术家自过其另类生活，一种无定规、更危险的生活，人们把这种生活同18世纪晚期盛行的天才观相捆绑：此人不受社会通行规则的限制，而是自设标准。如今，这种观念显然行不通了，现在，人们对艺术家们提出的是全然不同的希望。

德国之声：继续是天才，但同时得是可亲的邻居？

洛特：正是如此；而且他们还应是表率。从演员们在美国受到的压力上便可感觉到这一现象。这一压力随着不断变动、日益高企的政治正确标准而增加。要是扮演过某个少数族群成员、或扮演过某个瘫痪人，从而违反了在我看来非常荒唐的那个行为新规范，就得公开道歉。这一新的、其实让演员在表演上无法有创作发挥空间的规范，不能允许他们扮演隶属某个少数族群或团体的个人，因为那便被视为是褫夺了那些族群和团体自己认为本身该扮演的角色。

德国之声：不过，要是除开抵制行为不论，社会如今更公开讨论种族主义或性侵一类议题，这总还值得欢迎吧？

洛特：这些事情当然有好的地方，比如，引发争论，使人们在涉及道德的问题上更加敏感、谨慎；不过，它也会带来副作用：常导致过度反应。我指的是柏林一所高校里欧根-戈姆林格（Eugen-Gomringer）诗句遭遇的遐迩闻名的命运等一类事件。该诗成了本值得欢迎、但部分蜕变为歇斯底里的一场有关性骚扰讨论的牺牲品。而若预先想设定听众的反应，自己扮演道德仲裁所角色，从而经由道德检查来保护受众柔弱的感情，这丝毫没有意义。

哲学家玛丽娅-西比拉·洛特是波鸿市鲁尔大学伦理与美学教授。其研究领域涉及日常生活伦理及哲学和艺术的相互影响关系。目前，她是比勒费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成员。

采访有删节

 

Torsten Landsb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