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穿“我不是中国人”的T恤并不会免遭歧视

德国之声：Suda女士，您是有亚裔血统的德国人，在新冠疫情期间，您本人是否有过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

Kimiko Suda（须田贵美子）：有。疫情期间有一次在柏林中央火车站，一个男人冲我喊：“回你的中国去！”我想，如果说到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这可能是亚裔族群在公共场合最常遇到的情况。

德国之声：当时您是怎么反应的？

Kimiko Suda ：我当时也不客气地冲他嚷了回去，告诉他，他应该走开。

德国之声：您小时候在德国也经历过种族歧视吗？

Kimiko Suda：也经历过。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被别的小孩叫“Ching Chang Chong”或者“小眯缝眼”。当时我觉得很难过，有的时候也觉得很害怕，因为有时候是一群孩子在取笑你，面对一群孩子，一个小孩作为个体是没机会取胜的。不过我得说，最让我难过的是去年经历的一件事。有一天我儿子和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一起去游乐场玩。大概是8个小孩。两个人一组这样排队向前走。有一个30来岁的男子，手上拿着咖啡杯。他看到亚裔面孔的小孩就冲着他们说“Ching Chang Chong”之类的词。当时我真的非常难过。过了几十年了，怎么我儿子这一代人还会听到一样（取笑人）的话。（编者注：Ching Chang Chong是不会汉语的德国人模仿中国人讲话时的发音。但是现在有很多亚裔移民认为这是歧视取笑人的表述方式。）

德国之声：柏林洪堡大学去年启动了一项有关新冠疫情期间德国境内出现的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现象的研究，您是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之一，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研究项目吗？

Kimiko Suda：这个项目分两部分：“外部观察”和“内部观察”。外部观察指的是，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对德国社会主流群体进行访问。有数千人接受了访问调查。我参与的部分是内部观察，也就是从（亚裔）当事人的角度看问题。在对703位受访者的访问调查中，49%的受访者表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们在生活中经历的歧视现象增加了。其中最常见的情况是“非语言式的拒绝”，例如在超市被人避开走，乘坐地铁的时候身边的位子始终空着，没有人来坐等等。另外6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遭受过言语暴力。例如当街遭到辱骂。还有1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遭受过肢体暴力。比如朝亚裔吐口水或者朝他们喷洒消毒水。还有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感觉被排挤。例如诊所听到病人是亚裔姓名就表示预约没有空缺或者有些商店不让亚裔进等等。受访者们表示他们受到种族歧视的发生地主要为街道（62%）、公共交通工具（61%）、商店（37%）、咖啡馆（17%）、教育机构（12%）、工作场所（11%）和私人场所（9%）。由此可见，亚裔被陌生人无缘无故攻击最常发生的场所就是公共场所。

在另外一项有70人参加的日记研究中，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移民二代替他们的父母讲述遭遇的歧视经历。例如一位受访者说她的母亲在劳动局被工作人员训斥。另一位受访者说，她的母亲在一家小商店被人怀疑偷了一包口香糖。第一代移民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愿意把这些经历讲出口。因此日记研究中的参与者多数都是二代移民。不过，调查中也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正面结果。现在新来的这些年轻移民，他们会通过社交媒体更直接地对外讲述自己遭遇的歧视经历，自然也可以从陌生人当中获得更多的支持。他们（同老一辈一代移民相比）更自信，也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捍卫自己。例如在工作场合如果有人对亚洲面孔的女性开低级下流的玩笑，当事人会直接回应说这种玩笑不得体。

Kimiko Suda（须田贵美子）是德国汉学家，目前在专注移民议题的柏林非政府组织korientation. Netzwerk für Asiatisch-Deutsche Perspektiven e.V.担任研究员。

德国之声：这么多亚裔感觉疫情期间针对他们的歧视现象增加了，那么原因只是因为新冠病毒吗？

Kimiko Suda： 当然不是。针对亚裔的歧视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我们应该看一看有哪些从殖民时期流传下来的画面、形象和故事在今天依旧存在，依旧被人重复。例如1900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德军开赴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前发表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或者“黄祸”这样词被《明镜周刊》拿来当作封面文章使用。还有那些13世纪的传教士和商人对亚洲人的描述方式，例如对亚裔女性充满异域风情、性情趣化的描述。再或者现在仍然可以在德国公演的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或者David Bowie的流行歌曲“China Girl”，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对亚洲女性恭敬顺从的形象描述，或者白人男子拯救亚洲女性。而这种（针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的描述可惜却被不断地重复下去，传递下去。

德国之声：在反对和消除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的问题上，德国是不是需要更高的社会道德标准？例如，在美国人们不能对深肤色的人使用“N”字？

Kimiko Suda：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德国媒体经常缺少政治人物或者重要人物（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表态）。例如在暴力袭击发生后，或者哪怕在政治话题讨论节目中哪位嘉宾使用了种族歧视含义的词句，没有政治人物站出来说，这可不行，这么做不对，我们德国政府不能容忍歧视现象的存在。美国亚特兰大城枪击案发生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发表声明谴责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这在美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德国政治人物却很难做到。

另外，在此之前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常常被人所忽视。这和在美国、在德国人们对亚裔的一种主流看法不无关系。亚裔被看作是移民中的典范，很勤奋，不惹事端，但同时也常常被看作是悄无声息的、被动的、不会还击的群体。所以我认为，这也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涉及种族主义问题时，例如与反黑人或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相比，亚裔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根本没有列在议程上。

德国之声：您的意思是亚裔的声音太小吗？

Kimiko Suda：我工作的korientation2008年就在柏林成立了，这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连续十多年来致力于反对针对亚裔的歧视。我得说，在这期间这些社团组织的声量并不是那么小了。我觉得问题在于，你是不是拥有院外说客，要和谁结成联盟，这些组织团体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例如在美国，一些事件发生后，亚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还有其它团体都联合在一起形成声势巨大的社会运动。在日常生活中亚裔也不都是特别怯懦。比如有一部90年代的纪录片讲述的是在东德两名越南劳工勇敢地用棒球棍击退了欺负他们的新纳粹。再比如我们社团有一个电影人曾经讲述过，她小的时候父母在萨克森州的一个小城市经营着一家小卖部。有一次她过生日庆祝的时候，一群新纳粹站在小卖部的门前威胁他们，他们很害怕就给警察打电话，但是警察也不来。所以我可以想象，很多情况下亚裔会和他们的朋友亲人一起勇敢的反抗。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要这么做。

德国之声：有一种看法认为，亚洲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矛盾，所以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之间也难以形成团结。这加大了反对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运动的困难。例如德国新冠疫情爆发最初的一段时间，有亚裔社团专门制作了上面写着“我不是中国人”的T恤衫，希望能够免遭歧视对待。您怎么看？

Kimiko Suda：这种情况的确存在。korientation借用了美国亚裔美国人的表述方式，我们说我们是亚裔德国人（asiatische Deutsche）。这是对我们出身的一种战略性结构性的描述，因为我们在批评德国的种族歧视现象时能形成统一的立场。我们作为带有亚裔背景的移民二代要同歧视现象做斗争。我们不会去考虑我们父母出身的国家之间是不是存在矛盾和争端。我本人不会去穿什么写着“我不是来自中国”之类的T恤。我觉得这种做法不是那么聪明。我们所作的调查研究已经证明了，疫情中发生的这些歧视事件和受害者的出身没有关系。遭到攻击的不只是中国人，因为对于加害者来说，你从哪里来根本无所谓。加害者只看到你长的是亚洲人的模样，然后就对你动口或者动手了。

德国之声：您觉得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种族歧视观念的多少成比例关系吗？

Kimiko Suda：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例子是，您可以看一看德国联邦议院中选项党（AfD） 和基民盟（CDU）的议员中有多少人拥有博士头衔。所以基本上我会说，我觉得教育程度并不会防止种族歧视的思想，很遗憾。

德国之声：那么什么才可以有效的阻止防范人们头脑中的种族歧视观念呢？

Kimiko Suda：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实现“社会代表性”，这表示，例如在中小学大学应该定期开设介绍亚洲移民史和德国殖民史的课程。青少年可以由此了解到哪些人出于什么原因移民到德国。比如为了解决东德劳动力短缺问题移民到东德的越南契约工人和从韩国移民西德的矿工和护士。

另外我觉得在公共机构应该增加亚裔移民的比例。特别是在劳动局、卫生局这些发生过很多歧视事件的地方，应该增加亚裔雇员的比例。有一些反歧视组织建议在这些机构设置雇员“移民配额”。如果这些机构的雇员呈多样性了，我觉得歧视现象也会有所减少。再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已经提到的，如果歧视案件发生了，政府应该拿出明确的态度，重要的公众人物在这种时候也必须要站出来讲话。

Kimiko Suda（须田贵美子）是德国汉学家，目前在专注移民议题的柏林非政府组织korientation. Netzwerk für Asiatisch-Deutsche Perspektiven e.V.担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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