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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9 Mali Migration

Alexander Goebel2009年2月1日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现在这么多的移民。非洲人的命运尤其沉重:在自己的家乡,他们没有前途。在欧洲,他们同样没有出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一再铤而走险。马里是非洲移民最重要的途经国之一。本台记者在那里遇到了移民和被遣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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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干涸的土地留不住向往欧洲的年轻人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 dpa

这是巴马科一个典型的茶庄,在马里首都有成百上千个这类的茶庄。一群年轻男子围坐在一起,喝着甜腻的萨赫尔茶,消磨时间。一坐就是一天。这里也实在没有什么可做的。

对巴布耶来说,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个茶庄。与这一圈子里的很多人一样,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几天之后他就将离开马里,穿越沙漠,前往欧洲。巴布耶在大学读的是社会地理学,刚刚以优异成绩结业。但是25岁的巴布耶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信任:“在马里无事可做。大多数年轻人大学毕业就失业。我们别无选择,被迫辗转去欧洲,到那里去碰碰运气。我们在父母面前感到羞愧。他们资助我们读书,现在本该是我们报答他们的时候。但我们只能背井离乡。我们不愿意这样,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巴布耶曾经试图以合法的手段前往欧洲,但他申请申根签证被拒绝了。40欧元的申请费就这样泡了汤。40欧元对马里人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巴布耶与马里北部基达尔地区的蛇头取得了联系。他们将帮助巴布耶和他的朋友们完成这个漫长的旅程。只要离开马里,怎么样都行。选择非法移民道路的人总是说,走上这一生死之旅,要么活下来,要么一死了之。看到电视中富裕的欧洲之后产生的幻想让巴布耶下了决心。他认为,欧洲会给他工作和更好的生活:“当然,前提是我能活着抵达欧洲。路途中确实有很多风险。在到达北非地中海岸之前,我们要通过沙漠地带。我不知道我们能否顶得住沙漠的酷暑,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吃喝。可是这又有什么呢?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

卡努特也曾经下定了决心,但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卡努特今年43岁,患有肝炎,对生活彻底失望。他已经经历了这一切:他曾历尽艰辛,到达西班牙飞地修达和梅利利亚。他也看到了同伴的尸体,那些在横渡途中溺死在兰佩杜萨海岸附近的非洲同伴。

卡努特活了下来,他不知道是否应当对此感到高兴。他只知道,移民欧洲可能是避开雨淋,又遭淹水,很难说哪里的生活更糟糕。将近6年前,这位来自马里西部卡耶斯地区的农民在连年歉收之后,决定外出求生。他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与45名难友一起乘木舟横渡大西洋,目标西班牙。他回忆道:“那是一次可怕的旅行。船上的发动机突然失灵,我们手足无措。谁也不知道怎么修理,我们只能听天由命。船上有马里人,塞内加尔人,毛里塔尼亚人,尼日利亚人,好像还有三个阿拉伯人。一名加纳人身上带着手机。我们求他打电话给他在西班牙的兄弟。他得告诉他的兄弟,你必须想办法救我们,否则明天早上我们就都一命呜呼了。”

这些人后来得救了,整个过程非常惊险。卡努特很有运气。不久他就得到了法国的居留卡。他在巴黎作厨师和跑堂。但新生活没过多久就突然结束了。2008年3月,卡努特被遣送回马里。他说:“据说是我的证件无效。这是唯一的理由。我因此必须立即离开法国。他们不考虑我身患重病,而且一无所有。”

他不知道回到马里将如何生活,他说他的命运掌握在上帝手中。

卡努特,这位来自卡耶斯的一无所有的农民,打算重回他的村庄。但肝炎使他虚弱不堪。他说他感到羞愧,不愿意给他的家人增加负担:“我完全失败了。法国的衙门对我说,你回到马里,他们会给你工作,会有人关心你。可是现在呢?我身无分文。如果没有这个组织,那我真就全完了。”

卡努特提到的组织是“被遣返马里人联合会”。该组织在巴马科有一个小办公室,还有“紧急床铺”,是提供给那些刚刚被遣返的同胞的。 联合会主席迪亚拉不向任何人建议离开自己的家乡,但他非常理解这些移民做出的背井离乡的决定:“在马里打短工,一天挣的钱折合不到两欧元。如果他听说在欧洲一天能挣100欧元,这在马里也许是一个大贪污犯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离开马里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晚间10点半,巴马科国际机场的接机大厅:来自巴黎的法航796号班机刚刚降落。联合会的凯塔每天都在这里等候像卡努特一样的被迫返乡的人,他说:“那边的4个男人是穿便衣的马里警察。又过来两名法国警察。他们先让乘客下来。被遣返的能一眼看出,因为他们带着手铐。这些人被直接送到我们旁边的118号房间。他们在那里被登记注册,之后,警方将他们放出来,就再也不理会他们了。我马上指给你看。”

今天晚上抵达的班机上没有被遣返的,这是不多见的。但对凯塔来说,在这里等候仍很重要,以防万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要记住自己的命运。他在被遣返马里人联合会里作义工。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曾合法移民法国。2007年,在法国生活14年之后,他的欧洲梦在几分钟之内破灭:他延长签证申请遭到拒绝。他告诉记者:“现在想起来,我还感觉不舒服。在被遣返之前,我在巴黎被囚禁了29天。后来,4名警察把我带到飞机上,我的胳膊和腿都被绑了起来。我大声叫喊,周围的乘客有些不知所措。警察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安静下来,就会继续坐牢。他们把我压在地上,我屈服了。那一切就像在电影中一样。”

巴马科茶庄里的好几个年轻人去机场接他。凯塔说,这些年轻人当然不是当初和他一起喝茶的同伴了。被遣返,欧洲梦的破灭,不管当初的移民是合法还是非法,都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你又返回故乡,你还活着。但很快你就会想,当初不如一死了之。你感觉好像有块巨石砸到了你的脑袋上。你什么都不明白了。剩下的只是对你自己的仇恨。这比受屈辱更难受,比失败更屈辱。”

已经过了午夜。记者和凯塔从机场回到城里。巴布耶正和他的朋友们告别。大家都有些茫然。他们知道,欧洲不欢迎他们的朋友,但马里又留不住他们的朋友。他们也知道,巴布耶有可能在这次天堂之旅中丧命。但换了他们,也会这样做——

“我们当然知道此行的风险。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每天我们都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非洲人溺死的镜头或照片。但我们的决心已下: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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