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三大禁区的历史变迁”有感

禁区与自由度：是个尺度问题

读了“中国三大禁区的历史变迁”，感觉作者平心总结得非常好。 确实，中国大陆的禁区这些年悄然在变化着。总体上来讲，个人活动的自由度大了，实际上，在不牵涉政治议题的场合，在有些方面甚至比任何西方国家还大 —— 这关联到社会公德，这里不做探讨。

禁区，当然还存在着。在分析中国禁区的时候，平心提到了一些矛盾现象。那么，在中国，到底什么一定会被禁，什么被禁而实际上并不严格？怎样划分禁区与非禁区的界线？在界线模糊的区域，容忍的空间有多少？ 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里请允许我补充一些想法。 随着这些年禁区的松动，吃肉骂娘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街头巷议谈政治骂贪官骂政府，也不稀奇了，没有人会把这些当成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邻里朋友之间更不会为此打小报告。尽管因言获罪的案例还是层出不穷，但是大惊小怪地批斗游街的现象基本杜绝了。

总体上，明确禁止的乃是反动、黄色和反华的东西，因为影响到社会风气、社会安定和政局安定—— 笼统地说，就是扰乱人心。 平心而论，不惟中国，其实任何国家，都有类似的禁令，只不过是尺度不同而已。这个尺度，就是禁区与非禁区的界限，禁区的上限就是自由度的底线。 比如，色情的内容，虽然在德国是合法的，但是人们不可以把教科书也写得下流，更不会在公共场所允许人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做爱；而美国这个被公认为开放的国家，却基本上禁止商业化的红灯区和妓院 —— 尽管色情网站、电视色情节目和报纸招嫖广告的密集度并不比德国少；今天的中国大陆呢，原则上一如既往明确地扫黄禁娼，遗憾的是，目下娼妓的人数只怕比美国和德国加起来还多，政府也只能一阵一阵地搞搞突击罢了，有些无良警察平时早就猫鼠一窝，到时候不过做做样子，应付上级。

禁令的尺度，本来应该是法规统一制定的。然而在中国，这个尺度往往可以人为理解和掌握。 法制与人治：尺度是这样产生的 法令的执行，权力的真正操纵是落到下面的人手上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法律尚不健全，这一点毋庸讳言，连政府也一直坦承。法制改革多年以来，仍然在酝酿和进行中，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一点一点在逐步完善，然而进展缓慢，很难在总体上一步到位，原因：情况太复杂，牵涉到的东西太多。

若要图省事，当然可以照搬欧美法律条文，但是，欧美法律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而且，倘若法定的制度不能做到，法律成一纸空文，势必更加损害政府的信誉和尊严；何况，中国老百姓还不能够像欧美那样有能力供养庞大的律师大军。这样一来，到底什么是禁止的，什么是容许的，法律上只能做个粗略的限制，中国的法律目前不可能做到像欧美一样那么复杂细腻， 而必须预留较大的弹性。

具体怎样操作，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相对于法治国家，中国必然还要在人治的阶段驻留相当一段时间。既然是人治，就要掺杂许多道德和情感因素。中国有着复杂的文化和传统，地域文化不同，人情关系也很复杂。当大量的具体情况需要借助主观的道德和个人感情的判断去裁决和处理的时候，法律的实施就失去了客观性和单一标准。 缺乏客观性和单一标准，那么必然导致制度的施行缺乏常规性，一阵风，一阵雨，想起来马上什么做什么，想不到的地方，等到起火了才去轰轰烈烈地去扑救。

体现在文化上，循规蹈矩的德国好像是一个单调枯燥乏味的国家，而中国时不时地总有这样那样激动人心的运动。 人治与文化:分析中国人治的文化烙印 说到禁区的界线，拿媒体管理为例：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同时，也明确禁止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定的言行。这样，属于两者的交集内的言论就比较敏感了。新闻与评论是否可以录用，多数时候，权利直接掌握在编辑手中：假如编辑本人是个“愤青”，他就会偏好愤青言论，假如编辑是个“哈日”族，那他就会枪毙一些反日的言论 —— 当然，编辑是高智商的人，那些明显属于谩骂性质的文章不一定枪毙，以体现言论自由，他们也许会选择那些语气中庸平和然而立场明显的文章下手，因为这些文章说服力更强，容易造成很大影响，上面一旦怪罪下来，个人难免承担风险。为了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太平一点，编辑们只好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过一个。

其实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存在着类似的例子。媒体是个知识精英荟萃的地方，从业者视野开阔，比一般人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尚且不得不如此。其他领域，尤其是文化层次不高的公共部门，个人的道德水准、理解能力和感情因素就更是五花八门了。

于是乎，上面的规定，到了下面，或被过分保守、或被过分夸张，表面忠诚而实际走样地执行了。下面的人如此卖力做姿态，上面的人即使看出问题，也无为而治装糊涂，非但如此，少不得还要领个人情，如果有什么事情还得替下面罩着些，以笼络人心，保住乌纱。一般的事情，平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总之，下面装顺从、上面装信任；上面纵容，下面娇纵。工作上，大家马马虎虎地做做表面文章，而在做人情这个敏感的文章时，却一丝不苟，身心俱能投入。人际关系过得去，大家就相安无事，就皆大欢喜。这样的的风气，造成行政部门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扭曲变形。 文化眼看新闻眼：第三只眼看新闻 过于直接，过于忠于事实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着难以避免的文化盲点。

对中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国际社会动不动把帐直接算到中国政府头上。不遗余力地谴责挞伐。 从文化上，这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一点儿也不奇怪：第一，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第二，西方的媒体基本商业化，记者要扬名，公司想赚钱，为了寻找具有轰动效果的新闻卖点，嗅觉已经训练得非常灵敏了；第三，从性格上来讲，西方人做事情，着重看的是效率和结果，他们的脑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的人际关系，而是直截了当，职责分明。

其实，西方媒体并非如很多中国人认为的那样，专挑阴暗面曝光，存心要出中国的丑。公平地说，一般在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时，西方媒体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态度，受众的反应也不会表现得幸灾乐祸。 换句话说，几乎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不好，至少公开场合不太看到这种事例。 西方报道就事论事，由于文化的关系，他们并不会、也不能深究事件的细琐根源。指责的板子一概落在中国政府的屁股上。比如最近引发争议较大的太石村事件。政府是谁呢？事件发生的时候，所谓政府，或者说代表政府的，也许就是一个级别不高的普通公务员而已。按照正常思维，越是象这样的人，越是习惯平时摆个小谱儿。一旦碰到事态严重，其实并无良策。事到临头，只能慌乱行事，凭着习惯和直觉，愈加要面目狰狞地抖抖威风——这不过是生物的自然反应罢了，只是有的人急中生智，而有的人急了，智商等于零。按照中国的人情逻辑，可以想见得到，事件发生后，他的上司一定会一级一级徇私情，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当然，这个做法，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并不高明。结果是，非但捂不下去，反而欲盖弥彰。 春蚕吐丝来搭桥，玉宇澄清会有时 个人以为，在类似太石村这种事情上，西方的媒体，未免太上纲上线。以这样的事例责难最高的首脑是独裁，是冤枉的。难道因为这些事情，他们就应该引咎辞职吗？如果这样，中国就不可能有领导人了， 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句公道话，和平时期的最高首脑，一生都在经历无数的考核考验，很少有什么大的过错，一步一步提拔上来，可谓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即使不算十全十美，人品也是相当优秀的。

十三亿人的管家，无论什么事情，捅到他们那里的时候，都不是小事了。资讯这么发达的今天，有的事情捅得世人皆知了，可能他们还不知情呢。 这里无意为西方媒体或者中国政府刻意辩护，而是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对某些现象作一个文化的分析，希望自己微弱的声音能架起一座文化的桥梁，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心和善意。这座桥梁如游丝一般的细，顷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春蚕吐丝，是出于本能，还是要做。受中西文化的熏陶，自己很希望祖国和客居地两边都好。其实，不论文化如何不同，人性的东西还是相通的。没有必要玩弄意识形态，人为搞对立。老百姓要的不过是实实在在过日子而已。

玉宇澄清终有时, 只是以中国之大，很多事情需要时间 —— 这一点上来说，德国人尤其需要改进：德国人挂断电话的速度世界第一，德国服务员可能是最没有耐心最自以为是的，呵呵。 希望西方对中国多一点耐心，中国多一点开明。相信所有的世界公民，都希望自己和子孙有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这样的世界离不开一个和平美好的中国。 （梁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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