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平反"六四"在于政治改革的推行

德国之声：首先请您谈一下4月27号的新闻发布会，你们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王丹：新闻发布会主要是强调四点，等于是对外做四点宣示，"示"就是指示的"示"。第一个，我们从今天开始呼吁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参加到这个悼念活动中来，表示对"六四"死难者的追思。第二个，也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呼吁，我们发起一个叫"白衣行动"的计划，呼吁中国人在6月4号这一天穿白色的衣服来表达到悼念。第三点，我们建议4月27号定为中国的民主节，以后每年都能够来记住历史上这个时刻。最后一个，我们对外发布了一个《六四白皮书》，主要是由当事人集体撰写的。

德国之声：你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遭到通缉，又坐过监狱，那么作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当事人，在六四即将满20周年之际，您的心情怎么样呢？

王丹：心情是比较复杂的。

德国之声：比如说有一些当时的学生领袖像乌尔凯西，他当时是非常乐观的，他说最多不用3年我们就会笑着回大陆，可是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

王丹：这当然是很遗憾了！是啊，已经20年了，"六四"还没有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没有被平反，只能说很遗憾！但这就是现实，我想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就是要能够面对现实，还能够坚持。一方面当然很遗憾，一方面对这种遗憾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

德国之声：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居然20年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至少还没有得到官方的公正评价，主要原因在哪儿呢？

王丹：中国的很多事情确实是比较复杂的，其实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像"二二八"其实也是过了40年才得到平反的。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尤其包括近20年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转移了注意力啊，包括中共一党专政的方式还是集中了国家暴力啊，等等。中国本来民主化的路，我预期也就会走一个比较曲折、相对漫长的过程。

德国之声：刚才你谈到了经济发展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的问题，那么你怎么看这些年经济的发展呢？因为我和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学生交谈的时候，他们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认为正是因为20年前政府用强制的手段平息了那场所谓的"动乱"所以才有了后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你怎么看？

王丹：我觉得年轻人对于"六四"这件事情，他们完全不了解真相，这20年政府不允许有任何关于"六四"的讨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如果当局"六四"不镇压学生的话，现在的经济发展一定更快。当年经济改革的指挥者赵紫阳这些人比今天的这些领导人更具有市场改革的特点，所以经济增长一定会更快。同时，如果政府那时候接受了学生反腐败的主张，那么今天出现的不公正现象、腐败现象也会大大的减少。所以，如果"六四"不被镇压，今天中国会有一个速度更快、而且更健康的经济发展。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六四"事件是禁忌话题，他们是根本只字不提的。但是在民间我们还是听到很多种声音，比如说最近戴晴女士提出来要依照南非和解委员会的模式来实现对"六四"的和解，您怎么看这些建议呢？

王丹：公开讲，我觉得这种建议很可笑。第一，和解是双方的事情，政府那边没有任何和解的意愿。现在每一次官方公开的发言，都说当年杀人就是对的。双方的事情，如果对方没有意愿，自己单方面的那叫一厢情愿。另外一方面，好，就算单方面和解，也没有可行性具体要怎么样和解，我也没有见到戴晴女士提出来，那怎么就教和解了呢？如果一个想法只能嘴上说一说的话，我看不到具体的内容。

德国之声：说到评价"六四"的问题，十几年前邓小平还在世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只要是当时下令开枪的这些人还健在，重新评价"六四"基本上就没有可能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胡、温政府多数人的领导人都是和"六四"没有直接瓜葛的，温家宝当时在"六四"事件中也是扮演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角色。那你觉得在胡、温政府任职期间重新评价"六四"有没有可能性？

王丹：不可能。对平反"六四"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于台上的这些领导人是不是参与过"六四"。到习近平那一代我也看不到多大的希望，他们更没有参与过镇压。我觉得阻力不在于说那个领导人有没有跟"六四"的关系，而在于说中共统治集团愿意不愿意推行政治改革，愿意不愿意在中国搞民主化。如果愿意，他当然就会先给"六四"平反。如果不愿意，千秋万代他也不会给平反。

德国之声：那么你对"六四"平反的前景你还抱希望吗？

王丹：我不仅抱希望，而且还是相对乐观的。社会也总是要往前发展和进步的。"六四"20年了，其实我相信，除去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知道以外，基本上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没有忘记这件事。那么政府自己更是没有忘记这件事，它永远还是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中国以后往前走，当遇到了一定的挑战的时候，这个问题还是会被提出来的，所以六四问题没有被解决，那么他以后也还是会被解决的。

德国之声：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年前的"六四"，我最近读到一些东西，其中也有人指责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最后为什么会以暴力流血的场面收场，是因为包括您在内的学生领袖当时不懂政治，他们太激进，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呢？

王丹："六四"出现流血收场不去谴责杀人的一方，却去谴责被杀的一方。这本来已经混淆了最基本的伦理，这种说法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事物的伦理，本来是不值一驳得。就算是来驳斥的话也是非常简单的。"六四"几千大学生当时绝食7天，无非就是要求两个，一个就是要求与政府对话，另一个就是要求修改4.26社论。没有任何人可以昧着良心说这两个要求是多么激进的要求。我们又没有要求改变政府，也没有要求谁谁被送到法庭去。只是要求跟政府对话，只是要求政府修改社论。用生命为代价来争取这样两条温和的请求，政府还要用坦克来镇压，到底是谁逼谁道理岂不是很清楚吗？！这样清楚的事实不去看，反倒去谴责被杀的人！

德国之声：那么你们在纽约搞了这次新闻发布会，有哪些活动，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有没有渠道来发起这样的活动？

王丹：我相信我们会尽所有的渠道，当然也要借助媒体的渠道来告诉国人。希望大家能够用白衣行动，用穿白衣服的方式来表示。以我的联系范围来看会有很多人来响应的，至少我已经听到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有很多人，我指的是生活在国内的人，都跟我表示说他们那一天会穿上白衣服。有人说他会让他四岁的儿子也穿上白衣服。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那天也穿上白衣服，这对政府也是一种宣告。

德国之声：我不知道您作为当时的学生领袖，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些年轻人？20年前，青年学生为了反"贪污腐败，打倒官倒"可以上街游行，而现在贪污腐败的问题有增无减，青年一代似乎并不关注，难道理想主义正在消失吗？

王丹：我没有对年轻一代有那么大的失望，当然首先责任也不在于他们，就是这样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第二点来说，其实也许我们从主流上看大家会有不够理想化及理想主义这种失望。可是确实也有少部分人还是能够头脑很清楚，能够发出独立的声音。包括像非政府组织，有很多年轻人也在做，包括网络上的一些年轻人发表的言论，我觉得也是非常欣赏的。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少数人还能坚持理想的话，这个时代就不是那么令人失望的。

采访记者：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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