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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红酒进不了中国 业者努力自救

杜宗熹
2022年7月3日

自疫情爆发以来,中澳外交问题和高关税,为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带来重创。而损失了中国大陆5200万葡萄酒消费者的澳大利亚该怎么办?真的有人能取代失去的中国市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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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酒是许多人吃饭时不可缺少的饮品(资料图)
红酒是许多人吃饭时不可缺少的饮品(资料图)图像来源: Channel Partners/Zoonar/picture alliance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对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领土侵略和侵犯人权行为对中国提出批评后,北京当局通过打击澳大利亚人的钱包作为报复。在过去两年中,中国这个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其大麦、煤炭、牛肉、木材、糖、棉花、海鲜和葡萄酒等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报道,对澳大利亚来说,幸运的是大多数受影响的商品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客户。例如沙特阿拉伯填补了大麦的空缺,而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和印度的需求成长,弥补了对中国煤炭出口中断的影响。但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产商就没有这么幸运。
 
自2021年3月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的瓶装葡萄酒,征收116%至 218%的关税,高关税让许多中国消费者和贸易商却步,直接放弃引进澳大利亚红酒。
 
根据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数据,在2022年3月的前一年,澳大利亚葡萄酒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金额下降了97%,仅有2400万澳元。这与施加关税前的出口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中国购买了大约40%的澳大利亚出口的葡萄酒,每年消费价值接近10亿澳元,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葡萄酒最大的市场。
 
根据估计,中国过去大约有5200万人会购买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而英国和美国则排在第二、三位,英、美两国每年进口的澳大利亚葡萄酒金额,大约是中国課征关税前的一半。
 
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的报复性作法,也冲击到葡萄种植者。从2021年开始,澳大利亚许多葡萄园传出大丰收,去年生产了创纪录的210万吨酿酒用葡萄。但现在需求减少,结果许多独立种植者无法将收成出售给酿酒厂,导致至少数千吨优质葡萄被迫放到腐烂。

美国的一个葡萄酒庄(资料图)
美国的一个葡萄酒庄(资料图)图像来源: T Rooks/DW

 

大品牌与贸易商转换策略


 
报道说,在当前政策影响下,不少品牌与贸易商决定转换策略扭转态势,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酒品牌奔富(Penfolds)在今年5月宣布,将推出旗下首款在中国大陆生产的葡萄酒。“对我们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奔富母公司富邑葡萄酒集团(Treasury Wine Estate)的首席执行官福特(Tim Ford)说。 
 
福特指出,在中国大陆培养了强大的追随者后,奔富在中国本土生产是“自然而然的下一步”。 
 
在上海从事酒类贸易的经销商阿磊(化名)向德国之声记者指出,现在除了价格较高的奔富(Penfolds)等大品牌的红酒外,已没有再出售澳大利亚生产的红酒。阿磊表示,目前“基本上都转做其他国家(业务)了,很大一部份原因确实是因为关税”。 “(除了奔富以外)其他的澳大利亚红酒,基本上也没有客人在问”,阿磊说。
 
随著澳大利亚红酒的进口价格高涨,阿磊也不再发展澳大利亚红酒的生意,就算是奔富的红酒,“买的人主要还是之前的老客户”,阿磊说。而且他态度上也变得消极起来,“若有人问起奔富,我才会去帮他看现在上游的价格”,他说。
 
像奔富的知名产品“407红酒”,阿磊指出,自从有了高额关税以后,他手上一瓶的价格从人民币720元,上涨到了人民币920元,相当于涨了27.78%。“以前当然更低了”,阿磊说。

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贸易商林先生也同意阿磊的看法,他说“中国市场还是有(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但因为贸易制裁的原因,市场份额下降”,“除了奔富这种一线品牌外,其他都很难做”,他说。


华人酒庄转型困难

 
在澳大利亚拥有一座葡萄酒庄的李女士(化名)向德国之声记者表示,她过去主要的市场就是在中国大陆,而中国政府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葡萄酒施加钜额关税,确实对她的生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女士估算“成本可能上涨了10倍”。
 
原籍中国的李女士,10多年前与儿子来到澳大利亚旅游后,就爱上了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不久之后,她买下了一个当地的酒庄,并聘用了10几名员工,成为了当地政府眼中的“成功移民故事”。
 
李女士一开始判断,中澳关系之间的外交僵局不会维持太久,“我算是转型比较迟钝的”,“以前还是有判断上的失误”。因此,当澳大利亚红酒被課征高额关税之后,她仍尝试将自己酒庄的红酒销往中国,并且尽力吸收成本,“我以前的买家,都还是沿用以前的价格(收购)。”
 
而对于她为何在中国施加关税后,仍坚持要将自家品牌的红酒销往中国市场,她解读“中国一直卖得很好,市场很大,也比较轻车熟路”。
 
而除了直接的关税成本以外,中国海关的通关速度在近期也有明显变慢的趋势,关于澳大利亚酒类产品进到中国的通关速度,“以前的话一个月左右,最长一个半月”。但近期却变得困难不少,“现在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会清关”,李女士说。
 
但随著中澳冲突超过两年,她不得不思考其他的替代市场。目前李女士想透过在新加坡和柬埔寨等国举办品酒会等形式,“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突破口”。也考虑过要出口自家的红酒到台湾,而只对中国和澳大利亚市场有销售经验的她坦言,要打入其他国家市场,“还是满艰难的”。
 
而对于如何让自己的红酒回销到澳大利亚国内市场,李女士也正与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些酒类零售商,例如丹墨菲(Dan Murphy)等连锁业者谈判,但至今尚未完成。
 
李女士指出,她的酒庄虽然较小,而且历史也不悠久,但近几年获得一些世界性的大奖,因此跟澳大利亚连锁业者谈判时,“前期还是比较顺利的”。
 
可等到后期谈判时,若考虑到价格和宣传费用上的负担,李女士认为,她们就还是不太成功。“如果加上(自行负担的)推广等费用,(连锁业者开的)有些价格,我们连成本都不够”,她说。
 
正在建立新酿酒车间的李女士,现在的企业转型策略,就是主攻澳大利亚本地的餐厅和酒吧,希望自己旗下的红酒能够进到更多的西餐厅和中餐厅,也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后期可能会有小团观光”,这是她正在考虑的另外一个方向。
 

许多人吃西餐时,都会搭配红酒(资料图)
许多人吃西餐时,都会搭配红酒(资料图)图像来源: Fotolia/Nick Freund
南非的一个葡萄酒庄(资料照)
南非的一个葡萄酒庄(资料照)图像来源: CC/World Bank/John Hogg

 

澳大利亚的酒谁来喝

林先生指出,澳大利亚红酒现在主要的出口对象就是港澳,越南,新加坡这些週边国家,同时也在开发北美市场,“就连富邑这种大公司,也在美国进行产品开发。” 


CNA报道称,一些人正在加大向澳大利亚本地消费者销售的力度,他们通常饮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的葡萄酒。其他人则将重点放在韩国,韩国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葡萄酒进口国之一,2021年进口量增长了76%。 
 
印度市场也有望有所成长,因为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新的贸易协议已经到位,印度会将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削减一半,降到75%。但印度只有大约300万人有定期饮用葡萄酒的习惯,这让澳大利亚业者的兴奋情绪有所缓和。 
 
新加坡正成长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市场。新加坡2021年进口了1.66亿澳元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几乎是 2020 年的2倍。新加坡在澳大利亚葡萄酒上的花费,相当于接下来的4个最大的亚洲市场,也就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台湾的总和。事实上,新加坡现在也是澳大利亚第5大葡萄酒出口市场。 
 
新加坡葡萄酒经销商Pivene的联合创始人洛纳根(Matthew Lonergan)说,新加坡的饮酒者可以“期待从更好、更高、更小众的澳大利亚生产商那里,获得更多选择”。 
 
而对于中澳之间的葡萄酒关税能否降低,让中国5200万葡萄酒消费者重新拥抱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玛格丽特河葡萄酒协会首席执行官怀特兰 (Amanda Whiteland)则认为,“希望”,怀特兰说,“(中澳)对话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开启。”
 
李女士则不是很乐观。“(中澳关系)现在有迹象会回暖,但实质上我们看不见这种回暖”。因此“还是不得已要去开发其他国家的市场”,李女士解读。 
 
(新加坡CNA)

日本的年轻人也喜爱喝红酒(资料图)
日本的年轻人也喜爱喝红酒(资料图)图像来源: 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