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hebt Armutsgrenze deutlich an

中国国内媒体援引国务院扶贫办官员刘福合透露的消息报道，从2009年开始，中国将启用新的扶贫标准，取消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的区分，而把现行的低收入标准作为新的扶贫标准。中国现行的绝对贫困线为年收入785元，而所谓相对贫困线，也就是低收入的标准为1067元。2009年的新扶贫标准将建立在1067元的基础上，根据贫困地区的物价指数进行调整，有望超过1100元。消除贫困是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去年9月，中国宣布成为第一个提前完成将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然而随着新扶贫标准的启用，扶贫对象的增加，中国的扶贫工作无疑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

曾撰写《中国农民调查》的作家陈桂棣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提高贫困线，改变扶贫标准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近年来中央财政用于农村的支出处于增长趋势，说明政府希望将更多的资金转移到农村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物价也在不断地上涨，其实已经加重了贫困程度，而如果扶贫标准还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就实在太低了。陈桂棣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在政策上过于向城市、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而对农村投入得太少，"欠账"太多。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断上升，但是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陈桂棣说："我举个例子：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从1997年到2003年，城市人口的收入平均每年就增加500元，而农村人口的收入在这六七年间总共才增加了500元。这个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政府采取这种措施，也就是想方设法地减缓这种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

改变扶贫标准的同时，也要求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更大投入，包括交通条件、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落实教育的普及，这样才能避免贫穷问题导致思想落后、教育水平低，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陈桂棣先生认为，提高贫困标准，等于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有可能是中央财政投资为主，地方政府支持为辅。但是，中央的决策和投资是否能够不走样、不打折扣地在地方和基层得到落实，这恐怕将是扶贫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陈桂棣说："现在基层政权的改革进行的还比较慢。特别是中国的农村还不象日本、韩国和台湾，他们都有很成熟的农会或是合作社，能够代表农民利益来接受中央的财政拨款。而在中国接受拨款的都是地方政府，如果他们有为农民服务的想法的话，就可能会把资金转发下去。但仅仅是靠他们的觉悟和良心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陈桂棣讲述了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他陪同香港记者到湖南农村去，本来是很高兴地告诉记者，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农村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比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杂费已经全部免除。可是到当地学校一了解，发现这个政策根本没有得到真正落实，那里的学生仍然要交200元左右的学杂费。因此，中央政府推出的政策和下拨的资金能不能落实到位，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陈桂棣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强监督。但是现在的监督并不是一种刚性监督，所以这也让我们感到很忧虑。包括现在中央拿出了四万亿来拉动内需，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这都是好事。问题是这四万亿的资金下去之后，虽然政府都派了监督人员下去，但能否全部解决问题，就很难讲了。"

陈桂棣还指出，中国推出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主要是为了拉动内需。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中国八九亿的农民不能成为消费者，农民的购买力不能得到提高的话，拉动内需就无法实现其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