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与婆罗门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苏黎世报》以“官员与婆罗门”为题，发表一篇文章，从社会传统角度出发分析两国的区别：

“我们新近在〈金融时报〉上读到有关中国精英主义讨论的有趣的读者来函。引发讨论的是一篇文章，该文指出，中国的现行制度深植于官员传统。在皇朝时代，根据精英主义标准选拔官员，并由他们占居行政机构的高位。而在这方面，常常不是个人业绩而是关系决定了当事人是否得到选拔、得到晋升。不能否认，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拥有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如果关注印度国内有关现代化计划和改善建议的讨论，我们总是会为所提出观点的智识高水平留下深刻印象。计划人用书面方式细心列出所有问题，同时提供必需的解决方案。然而，在实际贯彻方面常常卡壳。人们提出美妙的项目，展开讨论，提出疑问，表示质疑，随后便束之高阁。印度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不无道理地称之为‘沉湎于讨论的印度’”。

作者认为，究其原因，种姓制度是导致计划贯彻不力的根本原因：

“按理，婆罗门是僧侣种姓，但是，从本质上看，所有脑力劳动者都或多或少带一些婆罗门气质，而谁要是一个好的婆罗门，谁就会注意不在肮脏和复杂的现实中把自己的手弄脏。只要有居高临下的教师爷态度和‘出色的设计’足以，落实之事就交给较低级的种姓了。这样，一代接着一代，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们许诺出现蔚蓝的天空，而在做了宣布后，伟大的项目便立即消失在了抽屉里。”

马悦然是否合格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的决定在中国国内外均引起争议。包括《法兰克福汇报》在内的一些德语报刊也曾陆续刊登文章或报道，对莫言是否有资格获奖提出质疑，原因是，他们认为，评委、汉学家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心存偏私。11月26日一期的《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一封读者来函，对质疑提出再质疑：

“从1985年起，马悦然成为瑞典文学院一员，并因而在作出诺贝尔奖授奖决定方面扮演角色。此前，从未有人对他的评审资格发出过疑问。而这一次他竟就有操纵和自私自利之嫌？一个学识渊博的人难道就不能把拥有西方尚基本陌生的数千年文学传统的中国置入关注的焦点？莫言获奖实至名归。对他获奖的批评源自西方的一种典型的傲慢和假正经，根据这一态度，只有坚定的异议人士才可能是一个出色的作家。然而，文学的质量难以如此简单地加以判断。对马悦然的批评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成语：蚍蜉撼树。”

摘编：凝炼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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