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莫丽花回忆八九民运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张家界，下了乡就听说胡耀邦逝世了。当北京开始闹的时候，邵阳的学生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也上街游行，但是我们学校一再规定，教师不能参加学生的活动，我当时很听话，每天去上课，看看没有学生我就走了。5月份学生绝食的时候，每天都从新闻中听到学生绝食多少多少天，这个时候学生上街时我觉得我应该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

争取民主、反对腐败是全中国人民心里的愿望，当北京学生提出这些口号的时候，它很容易得到广大人民的响应，所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去游行示威，在广场静坐。但是有一天，因为绝食我很激动，我觉得我应该表示一点什么，尽管学校三令五申，我还是顶着压力跟着学生上街去。但是跑到半路的时候，一个是累了，再一个就是我突然想起孩子还在上学要回家吃饭，我还得回家做饭去，所以我就半途而废了，这是我在五月初参加的半次游行。

后来5月19日李鹏宣布了戒严令，这就表明这个政府是以军队威胁人民，那时候邵阳的学生非常激动。有一天正好是我在办公室打电话找一个女朋友，说夏天来了，我们一起去商店买点夏天穿的衣服，然后就碰到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当时是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领袖，他们两个人非常的疲倦，也非常的激愤，他们告诉我说，因为李鹏下了戒严令要以军队镇压人民，所以他们决定要到北京去自焚，以生命来殉民主事业。

我是一个不懂什么政治，一下了课就回去做家务带孩子的普通女教师，我当时就结结巴巴地去劝他们："爸爸妈妈把你们养大送进大学很不容易，你们一定要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是我这些话都没有用，两个学生非常激愤。劝告无用，我就赶快跑到家里跟我的先生说发生了这种事，我身为教师有保护他们的责任。于是我就拿了钱包，拿了换洗的衣服和牙刷等物品，然后就匆匆忙忙跑到火车站去，在那里看到那两个学生，我就跟他们一起上北京。

一路上都有各地的学上上火车，上来作演讲，还拿着募捐箱募捐。他们跑到每一节车厢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鼓掌、捐钱表示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支持，那时候可以说情绪非常热烈。

跟着他们到了北京已经是5月28日了，一下火车就碰上了北京学生的28日全球华人大游行。游行完了以后我的两个学生就在天安门扎下根来，当时可以领到帐篷，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架起了红色的小帐篷，打出了我们湖南邵阳师专的旗子。我当时是在北京的朋友家住，每天到天安门广场看他们，有的时候给他们送盒饭，因为他们老吃面包，有的时候带他们到朋友家去洗个澡。我还跑了各个帐篷，就像蘑菇一样突然在广场绽放了几百所学校，都是外地来的学生驻扎在那里，而北京的学生那时候已经累了，从4月份到6月份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回去了。5月30日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民主女神像的竖立，每天都有政府的广播，人民大会堂政府广播的声音非常大，请外地的学生在6月3日之前回去，一切免费。我想要是能免费就带着学生回去，已经一个星期了，整天在那里日晒雨淋的晚上睡在地上，学生也很艰苦，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希望。我就把五个学生左一个右一个的拉回去了。

三号上午就回来了，谁知道我们在北京的消息传遍了大学，那些老师们学生们急切地想知道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说今天晚上我们在一个教室里面举办一个座谈会，你来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我就把我在北京看到的情况作了一个演讲。当时大概有八十个人参加，我知道当局一直在阻止学生去听我这个演讲。

我们从外电听到了发生大屠杀的消息，当时大家都是泪如雨下，因为我亲眼在一个个帐篷里看到那些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男男女女大姑娘小伙子在那里读书在那里等待，他们那种青春的形象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只不过是早回来了一天，如果我和我的学生继续呆在天安门，可能他们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当天晚上6月4日我的学生就举办了一个悼念六四死难者的追悼会，在我们师专的大广场。我们青年教师有个教师队，我们排着队入场的时候学生们都表示欢迎，我作为教师代表第一个上台发言，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就说自己在广场上看到了什么，就说他们在和平地静坐等待，我说他们绝对不是暴徒，然后全场都哭了。

邵阳的大学生决定在邵阳市东风广场举办一次全市性的追悼活动，然后我就不顾一切走向广场，我说我刚从北京回来，我可以证明那些学生不是要暴乱，他们是在和平地静坐。我就反复地讲，李鹏政府这样镇压学生是犯罪，请大家救救孩子。因为广场上人很多，五个大学加上市民，所以这是影响最大的一次演讲，这也是我后来判刑坐牢的原因。

学校的领导当天晚上就跑到我家里，对我进行警告劝告，然后就是我父母，我在广场的时候我们家的人在下面堵住我，他们经过历次中共的政治运动都知道中共一定会秋后算账的，但对我来说，我已经顾不上了，因为如果我留在北京留在天安门可能就会打成暴徒，我可能就是坦克下的死者。

不断有消息传来，我有朋友还有学生的家长，都是会告诉我市委在讨论抓我的问题。对我来说逃离就证明我害怕，证明我有罪。但没有罪我怕什么？如果逃的话离家就更远了，你不知道逃到什么时候。我不承认我有罪，是杀人的人有罪！我记得入狱之前几天，我弟弟跑到我家里，拿着一把麻醉手枪，拿一沓钱，他是做生意的，"啪"的一声摆到桌子上说："姐姐，你跟我逃！"我推开它坚决不要："我不逃！"我就拿着课本去上课，那是我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节课。

五点钟公安局的一辆小吉普开到我们学校，我正好在办公室，然后他们就走进来说："现在要收容审查你！"让我签一个字。我说："我可以到家里拿东西吗？"他们说："不用，我们会给你送来。"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上了吉普车。

进收容所的人还不能证明有罪就把他关押起来，这个关押的地方非常的阴森肮脏，就像猪圈一样，第一眼看过去就是低矮的小门，进去黑洞洞的就是一个通铺，通铺上坐着几个女犯，厕所就是屋子中间的一个坑，用一块蓝色的布拦着。整个监狱的气味很臭，每天都是跟各种动物打交道，蚊子啊、苍蝇啊、臭虫啊、跳蚤啊，晚上睡在通铺上的时候，明显地知道老鼠在你的脸上爬过去。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非常的愤怒，尽管我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捕，但是真正被捕了还是非常气愤。我说杀人的人没有受到惩罚，我这个要救救孩子的人反而被捕，所以我第一件事就是绝食抗议。那天正好是收容所一周一次吃肉的时候，我一说要绝食，其他女犯就扑上来把我的肉菜瓜分了，她们很高兴。

当时来到收容所，我就和那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犯患难与共了，我一个个问她们的案情，结果发现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没有罪的。所以收审制度就成了一个政府犯罪，胡乱地拘押人的一个制度。比如说一个叫"青嫂"的农村妇女，她正在地里种菜，突然来了几个警察就把她给抓走了，因为她的儿子在外面跟警察吵架，吐了警察一口，她的儿子一溜烟跑得很快没有被警察抓到，没有抓到儿子，警察就跑到儿子家里把正在种地的"青嫂"抓到收审所，一收审就是三个月啊！"青嫂"天天在铺上打滚哭叫，家里丈夫生病，田地干枯了，地里的菜都完了。三个月以后出去了，三个月没有人审你，莫名其妙地抓进去，莫名其妙地放出来。

八九年国庆节，大概是为了向国庆献礼，必须起诉一批"六四反革命犯"。这时候正式起诉了，我在国庆节到达看守所，二十四间牢房，女犯是最后一间。我刚刚去的时候通铺上没有我的位置，十三个人挤在那里。我拿着东西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时候身上的皮带和绳子都要丢掉，因为怕你自杀。好不容易有个人让一块地方给我住，睡觉的时候只能侧着身子，所以那里很挤，十三个女犯挤在一个通铺上面。这个时候很奇怪，每天听到"叮当叮当叮当"的声音，我就问其她的犯人："那边是谁呀，怎么整天叮叮当当的？"她们就告诉我，那是死刑犯。一审判了刑之后，就戴上手铐和脚镣了，这时候他的吃饭穿衣，哪怕睡觉翻一个身都会"叮叮当当"。我这一辈子没有跟死刑犯打过交道，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死刑犯就在鼻子底下，就在隔壁。

根据他们起诉的罪名我就必须准备，然后我们家开始请律师，当时很多不少年轻的律师都自告奋勇要义务做我的律师，但是当局说必须由他们司法局同意，必须是党员。我们家请的这位是邵阳第一律师事务所的所长陈秋明，他来见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党员，我必须听从党的指示，我不能给你做无罪辩护。"我就说："那我就不需要你了！"

我们商量了一个妥协的方案，由我自己主辩，我自己来辩护我有罪还是没罪，家人做一些其他的收集资料等对我有利的工作。我生命中非常难忘的一天：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４日上法庭的时候，下面一片黑压压的。天气很冷，听众一直在等待，到了下午由我自己辩护。当我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时候，用的就是共产党自己的法律，我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观动机，而且我救了学生，所以我在法庭上说应该给我奖励，如果要为此承受历史的苦难，我也责无旁贷！我的母亲一直泪流满面在那里哭，然后有一位老先生走到我母亲面前说："你哭什么？如果我有这样的女儿，我要为她骄傲！"

采访人：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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