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改革：从土地私有到农民结社

经济奇迹以牺牲农民地权为代价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失衡现象已经濒临矛盾激化点，严重威胁到和谐社会的长治久安。如何将七亿农民拉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轨道，如何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内需，从而突破中国经济长期"外向依附"的瓶颈已经成为决策层亟待攻克的难题。据2007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数据，中国失地农民高达4000多万人，且以年增300多万人的趋势飞速膨胀，正在发展成为一支新的贫困生力军。尤其是从1988年开始，中国建立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农民分享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的权利被政府剥夺，房地产开发商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的现象异常突出，这也是90年代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生活艰难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却在上演开发区和特区经济日新月异的"奇迹"，这些"奇迹"正是以地方政府和强势集团剥夺《宪法》所赋予的农民地权为代价。

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工

曾经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中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认为，中央政府应该认真总结90年代以来在土地立法和政策上的教训，"扩大农民地权一定要抓住两个核心：一是要让农民占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抓不住这两个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无论是什么'化'或是再延长承包权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权物权化，都可能是假保护农民地权之名，行剥夺农民地权之实，是一种'制度性'欺骗农民、便利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地权的'技术性'手段。这种情况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

土地集体制还是私有制？

普遍认为，提高农民收入离不开扩大农民地权，但具体到"土地流转"的方式问题上，"左"、"右"两派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论战。以李昌平、温铁军、潘维、贺雪峰等为代表的"左派"学者主张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改良土地制度，坚持《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不动摇。他们认为农民土地产权不可能像城市房产一样"自由交易"，而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工业化现状，短期内不可能提供给几亿进城农民稳定的就业岗位，一旦土地大规模流转，在现有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可能形成大量失地流民，进而危及社会稳定。

以秦晖、党国英、吴敬琏、厉以宁等为代表的"右派"学者则主张弱化集体权利，将土地权利逐步乃至最终完全交付到农民手中。其中，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日前在《南方都市报》发表长文《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指出"土地私有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遏制官员圈地。"秦晖认为，在新时代，土地私有制是目前可以选择的各种方案中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案，因为"在把地权交给农民之后，有权势者不能想抢就抢了。我觉得当今中国农村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问题。自从税费制度改革之后，农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

集体化，但不要被集体化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

毋庸置疑，土地私有化的主张有利于资本下乡以及农村生产要素的整合，对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加速金融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种"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遭到了左派学者的痛斥。李昌平指出，"学界右派"的构想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例如，《宪法》不支持土地私有化，《承包法》也只承认农户承包权30年，如果不修改《宪法》和《承包法》，一步到位的私有化主张是行不通的。此外，在政府和社会强势集团与民争利的环境下，单个农民根本无力保护私有土地产权。"现实情况是法律和政府并不能有效保护农民私有土地产权，农民必须依靠'村民小组'、'经济联合社'等集体组织团结在一起。"

对于李昌平所讲的集体化，秦晖基本持赞成态度，但前提是要有真正的集体。"要实现这一点，我觉得比土地私有制还要困难。"秦晖称，中国的土地制度本来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是这样的：村官可以随意卖地，但"被集体化"条件下的村官和村民的利益并不一致，这就导致很严重的问题，例如广东的"达濠事件"。正是因为农民为了这种问题上访的越来越多，政府后来才提出"地政垂直化管理"这个说法。现在再把它下放回来，那和90年代初的情况不是一样吗？因此，"问题的关键还是'被集体化'。如果'集体'本身就已经侵犯了农民的权利，你再给这个'集体'增加权力，那它对农民权利的损害不就更厉害了吗？"秦晖提出，"农民要有'结社'权和'退社'权，在形成'集体'这个方面要有更多的进步。"

对此，左派学者讥笑说，这一"理想主义"的方案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强制推行或用非正当手段"和平演变"，农村社会将演化为强势集团和体制内极少数当权者联合专制社会，"共产党将会逐步失去农村和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