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迈出器官移植立法象征性的一步

德国之声：目前中国可用于移植手术的主要器官来源是什么？

陈忠华：来源主要是死刑者、亲属和脑死亡、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死刑是很大的一个来源，第二个就是我们从2000年开始重点推出的亲属活体的捐献，即家庭自救方案，现在中国已经实施了五六百例，同济医院有125例。另外还有脑死亡的捐献，也是同济牵头的，由我们中心负责。我们现在有17个捐献者，捐献出63个器官，救了54个病人，这是目前的最新资料。

您怎么看待即将赋予实施的卫生部的这一《暂行规定》？

这是中国的第一部，也是最粗浅最粗糙的一部器官移植管理规定。从原则上来说，中国确实前进了一步，但这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进步，离现代化的移植法规相距甚远。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规范移植领域最下游的一端，也就是施行移植手术的医院和医生的资格认证，相当于一个准入制度。

那么它主要存在哪些不足或者缺陷？

首先，它对死亡没有明确的界定，什么叫死亡？也就是说脑死亡的案例仍然不可能被用上，因为它没有对脑死亡进行特别的描述。缺乏了法律支撑，脑死亡器官现在还是不能动。

第二，没有对活体捐献进行细分。哪些人能做活体移植，亲属还是非亲属？亲属中血缘亲还是婚姻亲还是几等亲？姑舅老表能否算亲戚？未婚的夫妇能否算亲戚？另外对于非亲属的自愿无偿的捐献者，怎么申请，通过哪些部门，都没有详细规定，仍然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暂行规定》只是提出来要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器官来源的合法性，那么伦理委员会用什么标准来进行审查？它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每家医院都可以有自己的伦理委员会，每家医院都可能建立自己的审查标准。这就是混乱的根源。

对于改善当前器官移植行业的混乱局面，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我的想法是，应该从源头上对器官移植进行管理。什么叫源头？器官从哪里来？没有器官就没有移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应该从器官来源上进行规划、细分。所谓规划就是，哪些人是可以捐献的，哪些器官是可以利用的。捐献时如何管理、如何分配。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对此，我的意见是，要系统地立法。第一是《器官移植法》，对器官移植本身进行立法。第二是《器官捐献法》，就是解决各类捐献问题的法律法规。死刑犯也有表达自己捐献意愿的能力，但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捐？去哪里捐？都需要《器官捐献法》来进行规范，应该单独地立一个章节来解决死刑犯器官捐献问题。另外还有《脑死亡法》，有了它，很多脑死亡之后愿意捐献的人的想法就能得以实现。现在的情况依然令人感到困惑，为什么同济医院只完成了17例脑死亡捐献手术？是因为还有更多的人想捐却没法捐，因为没有国家的立法保护，大家都感到恐惧、害怕，所以没有捐成。我说的17例只是捐献成功的五分之一的少数，还有五分之四的都失败掉了。

也就是说，现在开始颁布实施的器官移植管理规定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法律法规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现在出台的这部管理条例只能对卫生部内部进行行政管理，没有很大的法律效应。比如说，一旦违规，只能对当事人施以行政处罚，而不能按照刑事或民事纠纷来处理案情，不能跨部门地管控司法部、公安部——而现在更多的器官资源是出自他们手里。因此，这部《暂行规定》的功能其实是非常之弱。

只有由国务院出台的法规才能够统管多个部门，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最后才能上升到法律，法律要经人大常委会通过，这样三步走下来起码也得10年。而我们现在只迈出了非常非常小的一步。我们现在也看不出它对器官移植究竟能有什么影响。 它可能会把很多很差的器官移植中心砍掉，这是它可以实现的，也是我们希望它能做到的一点。也就是说，它的唯一的功能就在于淘汰不够资格的医院和医生，使得器官资源更加集中，保证医疗质量，这是它的根本功能。其它的事情它也管不了。

陈忠华简介：

陈忠华，男，1954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79年毕业于同济医学院，1982年、1985先后获得医学硕士（MM）、医学博士学位（MD）。1987年获洪堡奖学金赴德国科隆大学进修。 1989年至2002年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学院外科，历任研究员（RA）、高级研究员（SRA）12年。1996年在Sue Metcalfe博士指导下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PhD Cantab）。1997年加入英国国籍。2000年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器官移植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亚洲移植学会理事、国际器官移植学会会员、武汉市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