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30研究”场景之六：混乱

2030年，我们会从中国听到怎样的新闻？

2030年春节期间，中国发生人民起义。导火索是北京一个名叫张悦的女保姆的自杀事件。她在遗书里写下了自己的雇主、一名省政府高官是如何虐待她的。在春节到来之前，这名高管拒绝发放工资，并且不允许她回乡与家人团聚过年，就这样，张悦从一栋高楼上跳了下来。

这封遗书很快曝光，在审查机构和国安人员做出反应之前，民众自发的声援运动已经组织形成。喊着"我是张悦"的口号，人们抗议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示威者在试图冲击政府大楼的时候，与警方发生了流血冲突。保姆张悦的命运遭遇只不过是一星火花，但是它却引起民众当中多年来累积的愤怒情绪大爆发。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贪污腐败、食品安全丑闻还有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动摇。赤裸裸的现实揭穿了国家宣传机器的谎言。中共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民众的拥护，而且在自己的阵营中也在失去支持。党已经不再是无所不能，而是病入膏肓。

这一场景的设定前提是，共产党失去了对全国局势的控制。自从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北京始终把维持社会稳定作为最高任务--而国家控制力的崩溃则被政府描述为灾难性场景，并用它来为自己在一党专政体制下使用压制性的统治手段提供辩护。至于中共是如何逐渐失去权力的，在这一场景设定下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种权力的丧失并不一定是像中国之前所鼓吹威胁的那样，回到文革时代的混乱；可以想象的是，一些省级政府、部委、党内派别或者军事单位宣布独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中国之前一度建立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基础上的稳定秩序都会土崩瓦解。

经济发展

国家行动能力的丧失也导致经济崩溃。政府之前一直用来直接控制关键行业领域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陷入瘫痪。国有银行对资本的分配，对关键产业的资助扶植，对技术发展的激励，由北京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只要曾经强大的国家干预能力不复存在，这一切立刻成为泡影。外国企业撤离中国；甚至那些较为先进的中国企业所有者也在努力将自己的资本和技术转移到国外以求安全。中国与现代全球经济脱节。中国商品的质量日益恶化，世界市场对于中国制造商的不信任感不断加剧，导致中国产品已经基本无法出口。许多工厂被迫关门，失业率急剧上升。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供应遭遇瓶颈，因为本国的资源不足以满足需求，而国际贸易又因为对外关系的不稳定而严重受损。为了加大国内市场对于本土产品的需求量，同时给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设置障碍，北京或者是地方自治政府开始肆意征收保护性关税，引入地方标准。人民币不再被视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大部分地区倒退回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政治与社会发展

在政治控制力全面丧失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基础设施也面临崩溃。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交通体系陷入瘫痪，公共安全已经无法得到保障。教育体系也分崩离析。富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或者送到国外读书。而贫穷的大多数民众则只能在破碎凌乱、早已与国际脱节的中小学和高校体系中勉强维持。法治国家原则在司法体系已经基本不见踪影，像肆意抓捕监禁这样的人权侵犯行为也成为家常便饭。社会规则由权贵阶层制定。在国家无力维持秩序的地方，腐败盛行。此外，少数民族、社会群体和宗教团体也在尝试壮大自己的权势和影响力。一个忙于应对内政危机的中国，已经几乎无力关心国际政治。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地位和声望迅速削弱。

这对于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中国陷入混乱，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风险将大于机遇。在这一场景下，中国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成为一个令人难以预测且无法信任的伙伴。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进程必须在没有中国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此外，在压力之下，中国政府还有可能通过可能导致整个地区不稳定的强硬外交手段，来转移公众对于内政问题的注意力。中国经济的崩溃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经济则打击尤为严重。

德国可以选择的应对策略

尽管如此，在这一混乱的场景下，德国也仍然有机会可循。随着中国重要性的下降，德国作为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等强国的地位反而会有所提升。欧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而西方民主式的政治与社会模式也重新焕发出魅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崩盘，德国得以维持在许多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德国企业有更多机会在国际上获得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订单。但由于风险明显大于机遇，德国应该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走上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道路。德国应该在中国选择一些有潜力阻止中国继续陷入混乱深渊的公民社会与政治力量，并加以支持。与此同时，德国经济界还应该努力开发替代市场，拉动内部市场，以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

 

本文内容为贝塔斯曼基金会“中国2030：德国可能面临的发展场景及相应对策”研究成果，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