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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经济改革仍存在重重阻力

雨涵2015年10月25日

中共预计将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制定新的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中国经济增长的疲软引起世界关注,中共将如何面对“新常态”,计划中的改革能否实施?德国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费多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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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Volkskongress in Peking
图像来源: Reuters/K. Kyung-Hoon

德国之声: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之时,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已经上任超过1000天了。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中共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功和失败?

费多丽教授(Prof. Dr. Doris Fischer):中共新领导班子当时上台的时候并没有想要马上推进改革,而是在一年之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尽管这份文件的内容还是相当的宽泛和模糊,但基本上把新政府的改革日程确定了下来,包括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金融市场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等等。在过去这几年中,中共领导层已经尽其所能地推进了相关的改革,但是显然他们还无法将所有计划全部付诸实践。

这也是学界目前出现某种失望情绪的原因。我虽然不能代表所有人,但是9月份我在中国和很多经济学界同仁进行了交流,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新一届领导班子没有能足够的力量去真正推进改革,包括放大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等等。最悲观的一些人甚至认为高层并不想真正地实现这些改革,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这一届领导班子不具备真正撼动胡温政权体系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

德国之声:这次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预计将会制订出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尽管中国一再声称自己已经具备市场经济地位,但是这样的经济发展指导性文件是否还带有一抹计划经济的色彩呢?

费多丽教授:过去中共称作"五年计划"的文件如今已经改称"规划",也就是说不再给每家工厂规定产量,而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从"十二五"以来,这种五年规划渐渐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因为很多企业都已经学会了从这份文件里读出一些指向性的信息,包括国家的投资将会流向什么领域,哪些行业会得到政府的补贴,因此所有在中国进行投资的主体,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甚至是那些靠在股市投机赚钱的人,都会关注这份规划文件中释放的政治信号。

Doris Fischer
维尔茨堡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费多丽教授图像来源: DIE

德国之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不管是股市的暴跌,还是经济增速的放缓,都给世界市场造成了不少忧虑。您认为新的"十三五规划"会给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设定怎样的新指标?是维持7%不动,还是现实一点放低到6.5%?

费多丽教授:这多少有点占卜的意思了,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不过如果回顾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的话,就会发现北京还是倾向于制定一个相对容易完成的目标,避免出现目标没有完成的尴尬。从今年年初开始,关于"新常态"的说法就不断被强调,也就是未来中国将告别持续高增长的道路,所以我想新的增长目标肯定不会高于7%,但是究竟是维持在这个数字,还是稍微降低一点到6.5%,我猜测可能会是后者。出现比6.5%更低的数字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几率不大。

德国之声:中共此前制订的另一个目标是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如今时间越来越临近了,在新的五年规划中是否会提到这个目标?

费多丽教授:这是肯定的。但是即使中国经济增长率降低到6.5%以下,这个目标的实现也不会受到威胁。因为所谓"小康社会"其实更多是一种政治性的目标,关键在于你怎么去解读。

德国之声:但是在中国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这种"全面小康"的实现还面临哪些问题呢?

费多丽教授:中国的贫富差距有不同的层面,一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一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对于第一个层面,中国肯定还会继续推进中西部的开发战略,加大对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投资;而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北京采取的对策是推进城市化发展,将涌入北上广等大城市的移民人口进行分流,鼓励农村人口选择在就近地区实现城市化,寻找就业机会。中国政府当然也希望通过城市化来拉动内需,促进消费,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使其摆脱对出口的依赖。

还有另一个层面的贫富差距就是城市居民内部的财富悬殊。这里要区分收入上的差距和个人拥有财富的差距。收入差距可以通过上述措施以及改善社会福利得到一定程度的缩小,但是财富悬殊却是很难改变的。因为越是拥有较多资产的人,越是可以利用其财富进行投资,继续扩大他的财富;而相比之下,一个工人即使工资涨了,他也还是要将大部分财产投入到基本生活消费中去。

德国之声: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刚才您也提到了。不久前中国政府公布了一份有关国企改革的方案文件,其中提出要让部分整改之后的国企上市,以期对股市起到一定支撑作用。您对此有何评价?

费多丽教授:关于国企改革我有一种感觉,中国总是在提,但却始终没有拿出什么特别令人信服的东西。其实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曾经推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当时对不少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制,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国企上市了。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从根源上解决国企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政府难以摆脱的一个困境,只要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仍然被视为中流砥柱,只要它们仍然在某些行业享有天然的垄断地位,得到各种补贴,各种特权,那么它们就没有多少竞争压力,所以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会太高,创新意识也不强。这一点是北京自己深知的。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中共必须为其体制支付的代价,而且它也是心甘情愿的。至于老百姓是不是这样想,那些与国企在市场竞争的企业是不是这样想,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总体上讲,对于这份改革方案能否从根源上"治愈"国企的"痼疾",我是十分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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