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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选读

《1959 拉萨!》前言

(一)

2008年10月的一个夜晚, 10点多的时候,我终于到了锡金首府岗托。

这天一大早,我从尼泊尔东南部,一个靠近边境的小城出发,乘出租车去印度。汽车穿过平坦的山谷,翻过一道山梁,到了边境才知道,那是个只供当地人来往的小关卡,外国人不准通行。汽车只好掉头下山,返回山谷。 到了另一处边卡,我背着摄影包,拉着小行李箱,从一座破旧大门的这边走到那边,就从尼泊尔进入印度。一到那边就遇到一辆锡金来的出租车,司机正要返回岗托。他先把我载到边境办公室。一名印度职员坐在老旧柜台后面,翻开笨重登记簿,抄下护照号码等等,我签上名,就算合法入境了。我走到等在树下的出租车旁边,把行李箱扔进车厢,装着笔记本、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和护照的背包放在身边,对司机说:「走吧。」那时已是下午4点多。

约两小时后,汽车穿过印度平原边缘,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天已全黑,车灯划破浓浓的黑夜,照着弯曲狭窄的公路。黝黑的山上偶尔可见一簇簇灯火,或孤悬山侧,或深藏谷底。天空蓝得深邃,半轮月亮在山前山后忽隐忽现。我坐在司机旁边,疲惫地望着浓黑的山影。那天我在路上颠簸了近14个小时。

锡金之行是我对西藏流亡史研究的一部分。近几年来,我每年都会从纽约飞到印度,从北方到南方,从德里到加德满都,从达兰萨拉到岗托,寻访西藏难民定居点,倾听和记录第一代流亡藏人的人生故事。就这样,在喜马拉雅山南青稞收获的季节里,岗托流亡藏人社区会议厅的二楼阳台上,我这个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成员的后代,坐在81岁的前僧人兼「康巴叛匪」洛桑老人面前,听他回忆往昔。他对往事的叙述,使我对「拉萨事件」原有的认知产生了怀疑。这也是一种机缘吧,如果没有锡金之行,就不会有这本书。

1959年3月10日,拉萨数万民众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随后民众集会游行,喊出了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那天在拉萨发生的事,史称「1959年拉萨事件」。此后,民众与中共西藏工委、解放军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战争一触即发。在形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未满24岁的西藏政教领袖,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率家人和噶厦政府部分主要官员,于17日深夜离开罗布林卡,经过两周跋涉,翻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寻求政治庇护。

达赖喇嘛出走48小时后,驻藏解放军和西藏工委领导下的机关民兵,出动了强大炮火,对甲波日(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等地点发动猛烈攻击,将拉萨事件演变为「拉萨战役」。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在拉萨的战事一直被称为「1959年西藏平叛」。

但是,无论是组织和下令「平叛」的中共和中国政府,还是后来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物,都没有公开过1959年3月拉萨事件的详情。3月10那天,拉萨民众为什么包围罗布林卡?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是否策划了「拉萨事件」?藏人为什么要集会抗议?在此以前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引发了藏人和西藏工委及解放军的对立?解放军又是如何「平叛」的?双方各有多少伤亡?流血是不是真的无法避免?「拉萨战役」以后又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中国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物从未正面回答。所谓「1959年西藏平叛」一直是只有宣传,没有史实;只有结论,没有证据。

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走事件,海内外有多个版本流传。在中国有「民间版」和「官方版」两个主要版本,称之为「野史」和「正史」亦无不可。「民间版」即「让路说」:当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是毛泽东放走的。「官方版」则是「劫持说」,这个说法首见于1959年3月28日发布的《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这些反动分子……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将达赖喇劫出拉萨。」尽管达赖喇嘛随即发表声明公开否认,但官方一直坚持这个说法。这两个版本至今还在流传。

我在中学就知道了「让路说」。一位父亲是「军干」的同学绘声绘色地告诉我,当年,拉萨的解放军将军(他不知道将军名叫谭冠三)得知达赖喇嘛「仓惶逃窜」,急电毛泽东,请示要不要把他抓回来,或者干脆派飞机去把他炸死?同学模仿电影里标准的「领袖姿势」,左手叉腰,右臂豪迈地一挥:「毛主席说:『你把神抓来以后怎么办?让他走吧!』」因此解放军非但没有追击,而且还主动让出一条路,达赖喇嘛因此得以顺利进入印度。 我似懂非懂, 不明白 「神」 为什么要出走,而且连毛主席都拿那位「神」没辙,既不能抓,又不能打,只好给他让路?但从未怀疑过这个说法。

在岗托,我把这个传说告诉老游击队员洛桑。

「没追?」洛桑老人挽起裤腿,指着膝盖上的疤痕对我说:「当年我就是护送达赖喇嘛的后卫,跟解放军打过好几次仗,还受了伤。看,子弹从这边打进来,从那边穿出去!」

洛桑老人的叙述使我迷惑。难道达赖喇嘛的出走,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秘密行动,而非「正史」坚持的「劫持说」?我一直毫不怀疑的「让路说」,难道只是民间传说,而非史实? (二 )

回到纽约后,我找来各种中外资料,试图弄清楚,1959年3月达赖喇嘛的出走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这些资料常常互相矛盾,有时候甚至自相矛盾。而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很快变成一连串问题:为什么达赖喇嘛是1959年出走,而不是1951年或是1956年出走? 为什么拉萨民众在1959年3月10日几乎倾城而出,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司令部观看演出,而在1954年,达赖喇嘛赴京访问时,拉萨民众并没有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

本书试图寻找答案的是,拉萨事件和拉萨战役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我在研究中发现,拉萨藏人对西藏工委和解放军的敌视,源自于1956年到1958年中共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暴力土改,以及以「宗教改革」为名的宗教迫害活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已对「总决战」有所策划,目标是扫除在西藏搞土改的障碍,从而找到借口,打破十七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放手把在内地的土改等社会改造推行于西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就想「打」,而且想「大打」。1959年3月的拉萨藏人集会抗议,给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军区一个开打的理由。由于中共方面经过长期策划,早已具备了「打」的条件,急欲「总决战」,再加上当时在拉萨主持工委工作的谭冠三将军先斩后奏,擅自下达开打命令,促使解放军和民兵在拉萨狂轰滥炸,在藏人的圣城进行了一场惨烈大屠杀。

有关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50年来的中外叙述,总体来说有两个「蓝本」。国外蓝本主要是达赖喇嘛的两部自传,国内蓝本主要是前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的一篇回忆文章,即1988年发表于《中国藏学》上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后来扩展为 「谈1959年『3月10日』事件真相」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这两个「蓝本」都没有讲述「拉萨事件」的完整过程。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离开夏宫罗布林卡之后,逃亡路上拉萨发生的事,他是后来才听到报告的;那时他当然也不了解中共的意图和部署,因此,达赖喇嘛自传侧重于「拉萨事件」中他所经历的那部分。阿沛·阿旺晋美的回忆文章相当简单,只谈到3月10号那一天发生的事。但是,3月10日那天他先是在工委,后来直接去了军区,并不了解罗布林卡里面的情况。因此,那篇文章远非完整的事件经过。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我原先想象的复杂得多。我原以为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是「西藏问题」的起点,研究之后才明白,它其实是一连串事件的终点。要理解1959年的「拉萨事件」,必须从1956年的四川藏区开始,循着事件发展的轨迹,到1957年的云南藏区,再到1958年的甘肃和青海藏区,最后才是1959年的拉萨。只有了解了1956-1958年,周边四省藏区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才能理解1959年3月10日拉萨市民的愤怒和恐慌。

为此,在讲述1959年「拉萨事件」之前,本书用了相当篇幅,先对四川和青海「民主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法,以及藏民暴动的原因,做了一些梳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使得我几年来在印度和尼泊尔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的许多采访有了安放之处。当我把历史的碎片尽可能拼成比较完整的画面之后,那些故事就不再是支离破碎的个人回忆,它们构成了藏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那些小人物的命运,为大时代做了鲜明的注解。他们的经历,使得历史不仅仅是一串事件和一堆数据的组合。

有一个使我长久迷惑的问题是,「拉萨事件」发生之前,1956年到1958年,中共出动野战军在中国西南西北镇压藏民暴动,为此不仅调动了步兵,还调动了空军、骑兵、炮兵,事实上是一次相当规模的内战,为什么国际社会一无所知?直到近年来印度方面有些资料解密,才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1956年11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去印度参加释迦摩尼2500年诞辰庆典,在此期间,周恩来与贺龙也访问印度。在印度,周恩来、尼赫鲁、达赖喇嘛之间分别进行了几次会谈。会谈的内容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周恩来与尼赫鲁数次秘密会谈的内容,后来收录在英文版《尼赫鲁著作选辑》第二辑第36册中。周恩来-尼赫鲁1956年的会谈,对1957-1959年西藏三区发生的事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我把1956年新德里的几方会谈也作为拉萨事件的背景之一,在本书中略为讲述。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四水六岗卫教军的秘密支持,已经是公开的史实,但是CIA对「拉萨事件」以及达赖喇嘛的出走是否有直接关系,本书根据最近几年来出版的英文和藏文资料,作了一些说明。 (三)

1949年以来,中共军队进入城市镇压民众抗争的事件,迄今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59年的拉萨,另一次是1989年的北京。中共处理这两个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到目前为止,对1959年拉萨事件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是因为资料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高度敏感」。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参考了中文、英文和藏文资料,除了很少部分的「内部资料」外,大多数中文资料是公开资料。对「拉萨战役」的全过程,我对比了两方参战人员的回忆录,尽可能对一些关键因素,如双方的兵力和武器对比,两方的决策过程,达赖喇嘛出走过程中「四水六岗卫教军」和CIA所起到的作用等做一些梳理。「拉萨战役」中有多个作战点,被炮轰的地点多达17处,但最主要的有5个,即甲波日(药王山)、大昭寺、小昭寺、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有关这5个作战点的具体情况,我采访了当时在这几个地点作战的藏人,或者找到双方的回忆录加以比较,一方面是为了厘清史实,另一方面是为了对「拉萨战役」有更全面的理解。

一个关键问题是,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不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叛乱」? 迄今为止,公开和内部的资料都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结论的确凿证据。公开资料中隐去了许多内部资料中提到的重要内容,而且不同时期的出版物中相互矛盾。各方面的资料表明,当时在拉萨发生的,是一个多种因素促成的突发事件,这个事件很快失控,在3月10日到17日这关键一周里,噶厦政府已经基本瘫痪,拉萨陷于无政府状态,达赖喇嘛也无法控制局面;一个由少数中下层官员和民众组成的,类似于「协调小组」的临时机构,取代了噶厦政府发布命令。在此期间,噶厦政府的三名噶伦、基巧堪布、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以及警卫团长朋措扎西在秘密安排达赖喇嘛的逃亡,中方则秘密进行军事部署,并且做出政治和宣传上的安排,准备实施计划已久的「总决战」。

「劫持说」来源于1959年3月20日毛泽东给西藏工委的电报,指示工委对外宣传达赖喇嘛是被劫持的;至于「让路说」,到目前为止公开的资料中,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达赖喇嘛一行是被有意放走的。《西藏平叛纪实》中对达赖喇嘛一行出走的判断,关键细节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本书对此有详细说明。 (四)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多方协助和支持。在此,我谦卑地顶礼达赖喇嘛尊者,感谢尊者在周末的休息时间里,用了近5小时的时间,对我详细叙述那段往事。尊者的三位秘书,吉美仁增先生、才嘉先生和丹增达拉先生,放弃了周末的休息来担任翻译。尊者的弟弟阿里仁波切,以及丹巴索巴先生和强巴丹增喇嘛,在访谈过程中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和细节。此后,阿里仁波切三次接受我的采访,耐心回答了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丹巴索巴先生和西藏流亡政府前噶伦,达赖喇嘛尊者派往西藏的第一代表团成员居钦图丹先生不在意我一次次打扰,有时只是为了核对和证实某些细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尊者的代表洛第嘉日先生百忙之中抽空回答了我的许多问题。

感谢阿嘉仁波切在旅行途中为本书作序。阿嘉仁波切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见证人。他的英文版自传提供了重要史料,无论是对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研究者,还是对西藏现代史有兴趣的人来说,阿嘉仁波切的自传都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

我特别感谢几位汉藏朋友给我的帮助。格桑坚赞和帕巴次仁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桑杰嘉在我研究的过程中,给了我不可缺少的帮助。大多数采访由桑杰口译,采访之后,全部录音必须重新翻译整理成文字稿。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桑杰一直协助我做这件繁琐费时的工作。桑杰还为我翻译了许多藏文资料。没有桑杰的努力,一些历史细节将会模糊不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朋友丁一夫先生和唐丹鸿女士给了我许多建议。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会大为失色。

感谢以下受访者告诉我他们的人生经历:洛桑,赤列朋措,次仁卓嘎,次仁卓玛,卓玛诺布,格桑·嘉妥仓,洛桑贡保,洛桑益西,洛桑夏加,扎楚阿旺,东尧·嘉噶仓, 还有一百多位散布在印度和尼泊尔各定居点的流亡藏人,他们的名字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

我知道,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就要揭开十分沉重的回忆。讲述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再次经历几十年来深藏内心的痛苦。尼泊尔加瓦拉克尔西藏难民手工艺中心的扎央老人,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她和家乡的几个家庭怎样从德格逃到拉萨,在拉萨无法停留,又逃往山南,在山南仍然无法安居,只好逃往尼泊尔。每天,妇女和老弱在前面逃,青壮男子在后面掩护。夜晚降临的时候,前面的妇女老弱停下来垒灶煮茶,等待后面掩护的男人归来。每天,妇女们默默数着,归来的男人少了几个,哪家的男人没能回来。直到最后逃入尼泊尔,只剩下了几个男人。其他的男人都在路上被打死了。

在加德满都大佛塔下面的一家甜茶馆里,1998年离开西藏的康巴人强巴对我讲述了他的一生。从康巴暴动、大饥荒到文革,强巴经历了在「民主改革」的名义下,一个普通藏人经历过的所有苦难。我感谢他为我重新开启这关闭多年的记忆大门,我能看出重新回忆和讲述对他是何等痛苦。

80多岁的前僧人洛桑贡保始终无法对我详述一个细节,即他的两个同为僧侣的哥哥在逃亡路上被解放军打死的经过。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眼睛泛红,语不成声,手里的念珠簌簌颤抖。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仍然能感受他的痛楚。当他把埋藏在心里50多年的记忆交给我时,我深知这个交付的份量。

正是扎央、强巴、洛桑贡保,以及我在14个西藏难民定居点中采集的数百个普通人的故事,教会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那段历史。对于藏民族来说,这段历史依然活着,依然痛着。

就在我埋头研究的时候,2008年3月,「拉萨事件」再次爆发。这是近50年来拉萨发生的第三次暴动。暴动的过程中,一名拉萨青年高喊:「我们是你们49年前杀死的人,我们又回来了!」这句话带给我强烈的震撼。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句话中隐含的痛楚?

这句话还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回避历史。我们必须重新审视1959年的事件,换一个角度去考察,把宣传和史实分开,弄清楚1959年3月,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理解藏民族的伤痛,也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每隔20年左右,西藏就会出现暴动。

古人有言:「以史为鉴」。鉴,镜也。 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不仅可以看到过去和现在,也可以看到未来。我想,作为汉人,我们应该把历史这面镜子擦干净,把因宣传、回避、懦弱和虚幻的荣耀之需,涂抹在历史这面镜子上的污垢擦掉,把几十年来沉积在史实真相之上的尘埃抹去,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做到了这些,我们才能说,我们想要辨善恶,我们能够知对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直面我们内心向善的本性。

此书,就是我所做的一点小小的努力。我谦卑地以此求教于读者,希望以此书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亲历者说出他们的经历,留下他们的记忆,希望有更多的史实资料问世。我将非常高兴地纠正此书中的错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