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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黄力民:1945年夏天的江西

在东亚地区二战结束60周年专题报导范围内,读者黄力民教授给德国之声中文网来稿两篇。这里先发表其中一篇。黄教授关心历史,尤其是二战时的历史,业余作了不少的研究。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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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攻占中国城镇的日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以下是发生在此前两个月的一些事情,摘自《中华民国史事日志》(http://ef.cdpa.nsysu.edu.tw/ccw/02/1945.htm):

“1945年

6月14日

丙、粤赣边敌陷龙南、定南。

6月16日

甲、赣南我军克定南。

6月28日

丁、赣南我军克复龙南、虔南。

7月2日

戊、赣南我军克信丰。

7月10日

乙、江西我军克南康。

7月12日

丙、江西我军攻入赣县。

7月19日

丙、江西敌自遂川北陷万安。

7月21日

乙、江西日军陷吉水。

7月23日

甲、江西日军陷泰和(省政府所在地)。

7月25日

丙、江西我军克万安。

7月27日

戊、江西我军收复泰和,敌陷万载。

7月29日

丙、江西日军攻入吉安,即被逐出。

7月30日

己、江西日军陷上高。

7月31日

戊、江西我军克宜丰(7月29日收复万载)。

8月1日

丙、江西日军陷奉新(续陷高安)。

8月2日

戊、江西我军克上高。日军陷峡江。

8月3日

丁、江西日军陷新淦。

8月6日

丙、江西日军退出峡江,北陷樟树镇。

8月7日

丁、江西日军退出新余,进陷清江。

8月10日

卯、江西我军克新淦(8月9日)清江。

8月11日

乙、东京广播,一切军事行动均已取消。”

所说8月11日“东京广播,一切军事行动均已取消”可能是误记,8月11日从新闻渠道透露出来的应是日本的乞降照会,战场上的日军在没有接到其大本营停战命令时不可能取消一切军事行动。例如侵入广西的日军第11军7月底已全部收缩在全县地区,预定尽快退出广西。8月11日日军退到全县以北设下埋伏,8月12日始与中国军队一场激战,又于8月14日重占全县(郭汝瑰等《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6页)。最早的正式停战命令在8月16日16时,日军大本营奉盟军最高统帅部训令向日本陆海军下达停止作战行动解除武装令。

如果没有一点军事常识,恐难以看出《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所记录的是什么事件,或许以为是一场战役中的拉锯战、攻防战。但如果拿江西省地图来对照,线索就清晰了:事情于6月14日从江西省最南端的龙南、定南开始,大致沿今天的京九铁路,北上向信丰、南康、赣县发展,再沿干线公路到遂川、万安,进入赣江沿岸的泰和、吉水、吉安,顺赣江到峡江、新淦,8月6日到了樟树镇,姑且称为南线路。另一起7月27日从万载开始,经上高、奉新、高安、新余,8月7日到达清江,这算是北线路。于是我们恍然大悟,这是两支日军部队在行军转进,一路与中国军队交战!当日军到达A地,《日志》上是“日军陷A地”,当日军离开A地行军或攻击到达B地,《日志》上就是“我军克A地,日军陷B地”,如此而已。今天的京九铁路定南与樟树镇两站间是456公里,当年从定南到樟树镇的“南线路”里程想必也差不了多少。“南线路”沿线要么是干线公路、要么是可以通航的赣江,也就是说,日军选择的行军路线是通衢大道,理由大概是可以加快行进速度,也便于取得给养。

关于遂川,还要补充《日志》中两条早期记录:

“1945年1月29日

甲、赣西日军陷遂川(该地有机场)。

3月11日

丙、江西我军克遂川。”

则“7月19日江西敌自遂川北陷万安”说明遂川在3月至7月间曾再次陷于日军。

现在要说一点背景。1945年4月美军发起冲绳岛战役,5月德国投降后苏军大部队开始向远东方向调动,日军大本营决定收缩在华南的作战。根据大本营5月28日“大陆命”1335号、6月4日日军参谋本部大连会议精神,6月10日日军中国派遣军的南京会议决定,华南只留下确保广州、香港的兵力,其余部队向华北、华中重要地区(指北京、上海、武汉周围)集结;在华南作战的6个师团先后转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直辖并开往华东地区:在广西柳州的第3师团、在广西宜山的第13师团、在湖南宝庆(今邵阳)地区的第34师团经湖南、江西九江开往南京附近,在广州附近的第27、第40、第131师团经赣州、南昌、九江开往南京或济南(郭汝瑰等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12页)。

在资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日本防卫厅编,天津市政协译,中华书局1982年)查对上述日军部队的调遣,《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上记载的“北线路”是日军第34师团,该部“6月11日从宝庆地区出发,经易俗河、浏阳、万载、上高,8月上旬进入安义”,“7月10日接到‘到易家湾集结,然后转向南昌’的命令…7月20日进入浏阳河南岸…避开万载、上高附近之强大的重庆军,过宜丰,经奉新、靖安8月上旬进入友军的警备地区”(2卷2册第88页)。

《日志》上记载的“南线路”是日军第40师团:“直到4月,第40师团是在华南广州第23军执行任务。6-7月扫荡了三南地区,7月从赣州出发,经由南昌开往南京地区。…8月14日行近南昌…到达一个大河的渡河点三江口”(2卷2册第89页,三江口在南昌以南约60公里)。 所谓“三南地区”应当指赣南的龙南、定南,还有一“南”则是全南或虔南(赣州古称虔州)。

日军第34师团与第40师团按预定计划到达了南昌、九江地区,下一步将沿日军既设的兵站线开往沪宁地区,但此时日本宣布投降。此后第34师团奉命转至浦镇集结、第40师团奉命转至芜湖集结,虽然还携带着枪炮,但已属于非战争行动了。两师团均于当年11月下旬在指定的集结地缴械投降,然后遣返回国。据查,第34师团与第40师团是日本陆军的乙种师团,正常情况下一个师团编制员额1.4万余人。

当我们看到处于垂败之际的两支日军部队居然在江西省如此横行,会感到怎样的一种震撼!

首先要问中国军队在哪里?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的“湘粤赣边区作战图1945年1月中旬-2月中旬”可查到,定南是中国第7战区司令部驻地,吉安是第3战区司令部驻地,南康以西不到100公里的湖南汝城是第9战区司令部驻地。当时全国(关内)的大战略单位共11个战区、4个方面军,在湘粤赣边区就有3个战区司令部,一定是兵多将广。

政府与民众呢?这里有江西省政府(驻泰和县),因此还有诸多厅局府县;南北方向从定南到樟树、东西方向从赣湘边到九江,也得有数百万民众。

都有,但是没能挡住日军两个师团的战略转进,更不能消灭它。

那么仗是怎么打的?没有心思去查阅历史资料,因为无权去责怪先辈军人、先辈政府官员、先辈的父老乡亲。这里有省城有众多的县城,有自己的家园,血与火的过去一遍又过来一遍,没有谁会把这当儿戏,他们一定尽了很大的努力,许多人为此而永远倒下。

退一步说也不忍心责怪,当年的作战条件、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不是许多今人所能想象和承受的——不必说草民与大兵,即使贵为军长师长、省长专员呢。

在万般悲愤之际,先辈一定高喊了“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后世的读者该喊什么?

日军有些强悍。不说飞机大炮军舰吧,60年前曾经有百万日军缴械投降其武器装备全部交给中国回日本去了,而今天日本的飞机大炮军舰依然不差——虽然日货充斥市场,但飞机大炮军舰肯定买不到,所以不用“抵制”。人类的进步不止是物质运用的进步,更不可忽视的是组织与制度的进步。当年的日本便有完善的、认真的军事制度。以日本陆军为例,“七七”事变时只有17个常设师团,到战败投降时已发展到170多个地面师团、120多个独立旅团,支撑这个庞大队伍的有军官教育体制(研究军事历史者若要查找某日军将官的资料,最方便的检索工具就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期数)、动员体制、指挥体制、训练与伤亡补充体制,还要有官兵晋升制度、官兵轮值回国制度、阵亡抚恤制度等,每个师团的编组(编制员额、武器装备数量、兵员来源)都要有精确的标准。推测一下,部队如何投降也有制度吧:上缴的武器、装备、马匹必须符合几级保养状态;缴了械的日军在指定地点集结,列为战犯的进监狱为国家承担耻辱,更多的人静候安排遣返回国。中国人非常熟悉又痛恨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说过一件小事:在野外行军打仗,每晚宿营时作为长官的要尽早洗澡,以免属下因等待长官先洗而受耽误(参见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译,中华书局1981年),可见军人的野战卫生制度也是很健全的。

1945年10月15日,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下令废止日军大本营及参谋本部、军令部,末任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海军大将解除军人身份。11月30日日本内阁陆军省与海军省撤销,代之以第一、第二复员省,陆军大臣下村定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退出内阁,文官首相币原喜重郎兼任第一、第二复员省大臣,旧日本陆海军彻底消亡。

那些支撑旧日本陆海军的军事制度当然也废止了,但是它与日本陆海军的消亡不一样,它的废止不会彻底,它是写在纸上的,被人研究来研究去反而会更加完善。

对于1945年夏天江西的这段沉重史事的评说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觉得有必要认真反省,那么关于制度重要性之说也许不是片面的。怕的却是众说纷纭一番之后又归于平静。

(黄力民)

作者简介:

作者黄力民是中国计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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