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Inhalt
  2. Navigation
  3. Weitere Inhalte
  4. Metanavigation
  5. Suche
  6. Choose from 30 Languages

禁书选读

陈小雅序 八九纪事之绝响

陈小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八九民运史》作者。

20094月,乍暖还寒,与每年此时一样,是一个“二四八月乱穿衣”的季节。这一天,我正奔忙于离家两里开外的一个建材市场,试图为更换家中朽坏的窗纱采购一些材料。之所以要自己动手,原因是街头民工的要价太高(一米索价三十元人民币)。自己更换虽然也有一些困难,如有些窗框取不下来,直立窗外作业既不安全,也容易变形。不过,无论如何,在立夏蚊蝇兴起之前,要把母亲房间的换掉。父亲新逝,瘫痪在床已17年的她成了我唯一的“心肝”,她的喜怒哀乐,丝丝都扣在我的心弦上。
满载而归的路上,我意识到今天是415日。 20年前的今天,正是母亲告诉了我“胡耀邦去世”的消息。那时,身材娇小的她,正走在从景山公园散步回家的薄暮中,感觉到我在身后,她故意放慢脚步,等我快走到和她幷排时,她用轻柔的声音传达了这个噩耗。我感到有点异样,因为母亲从不与我谈论时事。她对胡耀邦是有感情的。文革结束后,她做了两个义无反顾的决定:一是把文革冻结的工资(一万多元)全部交了党费;二是调北京时,她自动要求到农口工作,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贡献微薄的力量。当时,在社科院党委工作的黄克诚的夫人,把她介绍到农村发展组。这个小组,正是胡耀邦为推动八十年代农村改革而成立的一支“小舰队”……。
20
年后的今天,回顾当时,谁也没料到,那竟是一个历史裂变、世事骤转、命运改弦的讯号,抚今追昔,能不令人感慨?
恰在这时,封从德给我寄来了他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是他积20年心血所撰成的一部回忆录。由于他身为学运领袖,亲历八九学运从校园到广场——由激情开场到悲壮落幕——的各个阶段的操作细节与演变过程,有许多为新闻界报道、为史书纪录的事件也是出于他的手笔,加之新近发生的所谓“天安门之争”始终没辩出个高低,所以,我对该书的问世,早已引颈而望。
没有想到的是,它比我期待的写得还要好。
20
年来,海内外与八九民运有关人士和亲历者的回忆、反思类的著作和文章在海外已经出版了不少。或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或为了谋生存求发展,或为了替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辩驳,或为了放下包袱重新起步,许多人都奉上了那一段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那一段历史最沉痛的思考,还有许多难得的人生体验……这类作品,虽然也有良莠之分,但较之于史学研究的需求,依然可称“亏空”。原因是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关键历史事实的真相仍然被掩盖,许多重大转折的心理活动依然有待揭开。 1991年,为澄清学运过程各种大环节的真相,封从德曾在法国邀请有关当事人作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对质式讨论,研讨成果结集为《回顾与反思》,是我所接触到的八九民运最深入、最具研究价值的史料。而眼前的这部《六四日记》,显然站在了前书成果的肩膀上。而且用一种散文的优美,承载了作者诚实的记忆、良心的反省与充满人性发见。通过这部作品,读者可以在前所未有的领域内——无论高尚与卑微,奋发与无奈,希冀与苟且,权变与坚持,愚昧与贤明——窥见当日学运与天安门广场的真实状况。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的复原中,作者使自己的作品,进入了永恒的行列,其珍如恒河金沙,其稀如凤毛麟角。
历史的误会,抑或生命绕不开的“结”?
这本书吸引我的,首先是真实地记叙了作者和妻子——同时也是八九学运中唯一的女性领袖柴玲——的鲜为人知、且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从他们的恋爱,到先后投入学运,到幷肩作战,直至渐行渐远,劳燕分飞,既有细腻的笔触,也有粗略而达意的暗示。
令我意外的是,不论是封从德还是柴玲,原本都不是政治的爱好者。二人都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卷进了学运。在这方面,促成二人相识的“第一个故事”,也许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这个故事,起始于“反自由化”运动中,北京市政府禁止游行请愿“十条”的出台。为此,北京大学学生在1987年元旦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次抗议游行。当时,在北大计算机系遥感所读硕士研究生的作者,抱着好奇心前往观看,不料,游行队伍突然掉头——把队尾变成队首,将​​作者裹挟入内;又因他身边打横幅的一个学生突然溜之大吉,作者不得不填补这个重要空缺,最后,误被混入队伍的“工人老大哥”当作游行组织者推到警察的手里。
事后,作者虽然被学校保释,但此事却成了他一个放不下的包袱。该书写道:
“政府的狡猾,我的种种观察与感受,事后我很想讲给人听,作为大家日后的参考。真正从头到尾饶有兴味听我讲的只有一个人,她就是柴玲。她本是我同系低一级的学生,这时已转到了心理系,这时正忙着准备考研,我们站在图书馆大楼的走廊上聊了二个小时。柴玲也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那天几千同学游行,她与几个拦了一辆公共汽车。'司机真好。中途停车是违规的,但见是学生,一挥手就让我们上了。'一个同学徒步走到天安门又走回来,到宿舍发现鞋底已经没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长谈,但幷不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起点,那是几个月后的事了。
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作者是在用这个自以为“光荣”的经历吸引小女孩。以作者的眼光看,柴玲既不懂政治,也不是一个激情洋溢、善于表演的人。如果认为她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训练有素”,那更是一种误解。她热爱生活,充满灵性,向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情操,对家庭和周围人充满责任感;为人处事的特点是善于倾听,有亲和力……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1989415日这一天,作者用以写论文的计算机出了故障。而此时的作者,不仅已经以633的高分通过了托福考试,在四通旗下的一家计算机公司有了一份工作,还考取了北京市首届“高级程序员”资格证书。凑巧的是,这一天也是妻子柴玲的生日。后来,当作者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磨难,周游于世界寻找心灵归宿时,他发现,这一天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415日 星期六
我没忘今天是柴玲的生日,于是去一家蛋糕店,买了一盒奶油多的生日大蛋糕。推着自行车,穿过曲​​曲弯弯的小胡同,进入房东的铁皮门,再向左拐,便是我们小家外的庭院了。我兴冲冲地叫一声,柴玲从房里跑出来,把蛋糕盒接到手中,径自回屋。从她眼中流出的一丝惊喜中,我知道是因为我比她预料的早一些回家。
我们的家在北大南门外不远,海淀苏公家庙七号。 ……房间很小,十一平米,是在西厢房外再加盖的一间。只有一面窗,不过很大,对着小院,除一扇小门外,全是玻璃。四壁和屋顶用雪白的计算器纸一糊,还蛮像样的。屋里所有的家具,加起来只花了五十六元。这是柴玲的杰作——床是她从学校木棍厂买的两张学生单人床拼起来的,加上一个衣柜和一张桌子,屋子就全占满了。
那间屋外有个小院落,角上是一棵百年老槐。树虽老,枝叶却繁茂,夏天招来无数青虫,俗称'吊死鬼',吊得满地皆是,发出一股刺鼻的青幽味。冬天掉下的枝叶还可以生火。树上常有鸟,拉屎掉到我们晾的衣服上,白色的衣物最倒楣,斑斑驳驳格外分明,平添我们不少的烦恼。
我照例在小院内小马扎上坐着发了一会儿呆,思考我论文中的计算器程序。只有在这时,心如置身尘世之外,分外地清明。这种紧张构思的状态亦是一种莫大的解脱和愉悦。她将饭做好,我们就在屋里一道吃。天色蒙蒙,黑白电视闪烁的光线照在我们脸上,我们没有开灯。
蛋糕上插着23支小蜡烛,柴玲吹蜡烛时,鼓着脸,用足三口气才吹灭,然后露出一付不甘心的样子。蜡烛穿透黑暗,给我们无尽温馨的空间。
电视播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我觉得有些突然,他是少数几个我知道名字的中共要员。他们高高在上,与我们老百姓何干? ……我还暗自担忧这消息会扰乱她生日的恬静。这份恬静,后来总使我觉得有无限意味。 ……
饭后我又坐在小院中,构思着我的计算器程序。我612日就要硕士答辩,论文题目是'遥感卫星图像识别专家系统',是要设计一种复杂的软件系统。我很喜欢软件设计,从大学二年级就一直去计算器系听课。我认为工业革命解放了人的手,计算器则将解放人脑,而专家系统程序则可能将人解决某类问题的经验收集处理后,代替人脑作种种重复而单调的动作。我研究了种种人工智能的算法,对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的伟大惊叹不已。
和往常一样,我沉浸在这种无外事纷扰的构思中。柴玲也拿了张马扎出来,静静地坐着。白练似的月光洒在小院里,只有树叶在微风中轻轻作响。
这是北京初春时节。
如果没有八九民运,他们温馨的小日子,很可能就这样延伸下去了。只不过地点可能从中国的大学移到美国或欧洲的某个大学或科研单位,日子会更富裕,他们还会在异国的土地上生儿育女,成为某个移民部落的祖爷爷、祖奶奶……。但是,这一天是他们命运中绕不开的一个结,与很多人一样,他们没有绕过去。
不幸的证人,真诚的“放下”

作为一个离异丈夫,对前妻充满细腻感情的回忆和执着辩护,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幸的关系,我以为,作者于柴玲的许多叙述是真实可信的。惟其真实,所以感人。而封从德的书写,最大的感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向读者捧出真心。不论这份“真心”是对是错,作为一种客观经历,他把它交给了读者,交给了后来人,交给了历史。
能够真诚地回忆,真诚地写作,是作者天生纯洁的本质使然,就像他的战友常劲所说的,作者的许多优秀品质使然;同时,也是作者历尽劫波、堪破生死爱恨的经历使然,及其之后对宗教生活的体悟,惟其具有如此之多的经验,他才能够彻底“放下”。
封从德的《六四日记》,清楚地记叙了自己和柴玲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学生被推向民运巅峰的。这个推力,有他们自己对于国家前途和自由图景的新向往;也有无数同学、教师社会改造文化更新的新期待;有被小孙子牵着手,到学运捐款箱投下50元的驼背老汉带来的感动; 有同学赵体国“如果不把参加运动的人看得最重,这场运动注定失败”的警告而带来的震惊;有丁石孙校长期待教育改革的设想而带来的遐想;有像林昭男友沉泽宜老师那样一直陪伴在二人身边,直至最后的广场的无声支援;更有像刘光那样忠诚、机敏、识大体而又甘于默默无闻的无数同学、市民、知识分子的信任、爱护和奉献的鼓励……还有作为个体的学生,孤独时的恐惧,对政府“秋后算帐”的疑虑,对无功而返的羞耻,以及对默默死亡的不甘心……我相信,当善良的读者了解了这一切以后,我们原先对于学运诸多犬儒式的推测,贵族式的指责,将会化为更多的同情。
读罢本书,我再次感到,八九民运,作为一场使命有限的“公民意见表达运动”,之所以能够以伟大的形象彪炳史册,衍生出那么多精彩的故事,以至于那样令人难忘,不仅在于她目标的正义,而且在于人性的光辉!正如作者所说,这种光辉是学运集体所散发出来的,是普通百姓散发出来的,就如芳香的花,幷不都是鲜艶夺目、占据高枝的一样。
同样,作为一场历史准备不足的“突如其来”的群众运动,它之所以能够持续那​​么长,现在看起来甚至持续过长,而连最起码的目标都没有达到,也是因为集中了太多的愿望,被寄托了太高的期待。这个责任,也是很难由个人承担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谈到柴玲“被抛弃”的问题。
我完全相信,所谓“天安门之争”中,“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是一个被剪辑后拼接起来的概念。我也完全相信,无论在柴玲还是在封从德,从表层意识到潜意识,即使存在爱惜生命的念头——这很正当,都不会坐视别人流血,更不会以别人的流血换取自己的生存和荣升。这是柴玲和封从德可以用他们投入运动的全部经历所证明的。
同时,我也相信,当柴玲屡次带领广场绝食或静坐学生宣誓“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时,第一,她是把自己也包括在内的。第二,她和所有学生、市民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根本就不相信会有“断头、流血”的场面出现。直到柳丝凌晨,当呼啸的子弹从耳边擦过,大家还以为是橡皮子弹!而正因为这种“信念”顽固地存在,直到流血的事实已确凿地摆在眼前,许多人还有梦幻的不真实感。封从德至今对于外界散布的“死亡人数”的不信任态度,或许也是注脚之一。

革命文化对广场的困扰

既然没有“断头,流血”的真正准备,那么,所谓的“宣誓”不就成了做秀吗?笔者认为,那不过是学生受中共党文化长期熏陶,在新的语言尚未诞生之际的一种借用,既是暂时的,也是权宜和无奈的,就像他们用《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鼓励士气一样。既然那些歌声与共产主义信念和民族危亡幷无干系,那么,所谓“断头、流血”不过是一种牺牲和承担的抽象的代名词而已。
如果这种分析是合理的,那么,所有主动参加过八九民运,幷情愿地为之付出了代价、经受过苦难和牺牲的人们,不论或早或晚离开了广场,或者根本不在广场,他们均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
至于“人民广场”的称谓,笔者认为,那更是一个模糊到糊涂的概念。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人类最早最原始的崇拜,是对于生殖的崇拜,文明诞生以后,逐渐发展出祭祀的活动,由对于生殖器的崇拜转化为对于直系祖先的膜拜,这种每年一度的“认祖归宗”的活动,因拥有凝聚氏族力量的心理效用,逐渐被延续下来,幷扩大到民族和国家的畛域。所谓“人民广场”,不过是这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道统,以苏式共产主义模式为范式的共和国的“根器”所在地罢了。众所周知,只有认同于这个道统的人(就如原始的同族人一样),才会在对这个场地产生一种庄严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感情。对于外道(相当于外族人)来说,那不过是一个地标式建筑物罢了。正因为如此,当日广场的学生及其领袖、乃至想像中的仰望着他们的“全国人民”,把广场当作一块神圣永久的地盘来占领,乃至坚守,本身就是一个道统认知的错误。幻想能够以此为根据地,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就更是一种青春浪漫的无稽之谈!

《六四日记》的“弃”与“扬”

我完全同意常劲的序文《封从德的坚守》中,对于《六四日记》的学术及历史价值的评价,也完全同意他对于作者人品、人格的评价,在此不加重复。在我个人,还有一层要特别感谢本书的地方,那就是,在我的《八九民运史》中,或多或少地也同样犯有作者所批评的错误,那就是误信误采传媒出于“造星”需要而生产的信息。不论有多少客观原因,这是一个史学研究者所不应犯的错误。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谈到《六四日记》“秉笔直书”的特点。他不仅直言不讳地袒露了作者的心迹,还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学运和民运领袖的一些作为。这种坦言,对于读者和历史来说,是负责任的。可以说,没有这种直率和追求真相的执着,就没有封从德,也没有《六四日记》。但作者过多地着墨于自己所不喜欢的品格(如抢风头,慕虚荣,说谎话,犯自由主义),而对于其他黑暗面却着墨甚少(如以“准备自焚”为参选绝食总指挥条件的骗局),难免给人以“网开一面”的印象。
不过,读者可以信任的是,封从德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我有一事可以为证:2004年,我和他同被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与《北京之春》邀请,参加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举办的“纪念六四15周年学术研讨会”,我们准备的发言稿,都涉及到“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操作问题。但是,面对突然爆发的“二王事件”(即王军涛、王丹等人被中国大陆媒体指控接受台湾扁政府情治机关资助案),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有关二人的内容,仅只在后来的刊出文章中作了笔谈。
读《六四日记》,读者会发现,八九学运的确涌现了不少的人才,广场就是这些人才的聚集地。其中,一直与封从德夫妇幷肩战斗的李禄,就得到作者的诚心赞许。这里引用的两段文字,多少可以满足读者对这位神秘人物极其微妙处境的好奇心:
“五一上午(北大筹委会)记者会中,三天前才从南京来的李禄也在三千同学之中。
记者会后,李禄到筹委会遇到王有才。这个物理系的高材生用极浓的南方口音对他说﹕“呵,你是南京大学来的,那就谈谈南京方面的情况吧!”说着便埋头准备记录。这自然伤了李禄的自尊心,似乎王有才将他当情报员了。如果这时没遇到柴玲,李禄可能就走了。李禄分析问题的机敏给柴玲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建议也引起她极大的注意。她当即让李禄直接找我,而我那时却已疲倦于众多动口不动手的建议,显得迟钝冷漠,还是将他气走了。 ……
柴玲做了进一步的努力,希望将李禄介绍给我,但又被另一偶然情况阻碍了。这天傍晚柴玲找到我,希望一起吃一次晚饭,于是我带她到燕春园饭店去。我想同她一道去这里,本想补偿近日来难得陪她造成的感情上的亏欠,不期半路又遇着了日前见过的清华附中的两个中学生。他们似有要紧话对我说,于是我又拉了他俩吃饭。柴玲在饭菜还没全上来便忍不住走了。她甚至把本来要向我介绍的一大堆有用信息,随着那股怒气抛到九霄云外。
作者在这个时候突然想到了对于妻子的“感情亏欠”,不能不说与才华横溢的李禄的出现有关。而他突然又决定拉上两个中学生一起吃饭,很可能也是一种随机应变的借题发挥。他也许想通过这个让妻子不快的举措告诫妻子:如果你把“革命工作”看得比丈夫还重要的话,那么我也会以牙还牙。
但是,封从德毕竟不是一个小气的丈夫。他的光明磊落与他的认理服输一道,既构成了他崇高的人格,也是其生命沉重的一部分。仅仅半个月,他就被李禄的才华征服了。
他写道:
“(16日,绝食第四天,柴玲在饥寒交迫劳困交加中晕倒,无法理事。)在这晚的代表大会上,我真正认识了李禄。他比我们都有才干。我虽代理总指挥,但对主持绝食团二、三百代表的大会还是感到很吃力。这时,作为副总指挥的李禄,逐渐用他的才识取代了我的主席地位,使我松了一口气。我惊讶地发现幷欣赏起他主持会议的秩序和效率。
李禄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二三百人的大会上,他能从广场上昏暗的灯光下辨认出谁不是某校昨日来开会的代表。他还能记住几天来所讨论过种种纷乱议题的细节,指出当前讲话同学的矛盾之处。大家发言后,李禄所作的归纳性小结,既准确又精炼。
我看见一个高效而有秩序的会议:首先宣布讨论范围和议题,经大家增删后,将各议题按优先级排列为议程,然后严格按议程讨论。讨论规则:不许插话﹔举手发言﹔发言限时三、五分钟﹔只讲论点、不作阐述。最后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通常发言的人总喜欢长篇大论,既多余,又易横生枝节引发无休止的争论。
议题讨论完,李禄便将大家基本一致的观点归成一大类,将其它不同的方案明确描述出来,分出甲乙丙丁,又各细分ABCD,让代表们记下,回各自学校的绝食同学中去,将每个绝食同学对各项争议议案的投票数字统计上来,汇报指挥部,然后在广播站宣布各项投票结果。绝食团竭力推行民主程序,任何重大有争论的问题,都经过全体绝食成员的投票。
我相信,凡开过这些会的人,都会记得李禄的才干。那晚,我对李禄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他头脑那么清晰,对民主程序那么在行——这正是运动当中一直缺乏的人才!他清晰的头脑让更多人头脑清晰,开会时他总说'要相信别人的头脑',使许多自大狂觉悟﹔他说'只讲论点,不许阐述',使大家发现阐述细节的不合适宜﹔在同我与柴玲商讨局势与战略时,他一句'要用大思维',使我们冲破了广场上瞬息万变的现实事务的局限。那时,我对李禄的才能可谓五体投地。从此,我绝对信任了李禄。

广场秘闻知多少?

八九民运期间,我曾经怀疑,柴玲在绝食运动中的形象设计,是出自王军涛的手笔。幷就此询问过包遵信先生。包先生也回答说:“有点像。”我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是觉得柴玲本人比较单纯,走到这个地步,后面不可能没有人。而在我的视野中,偌大个北京城,具有这种“政治想像力”,有这样“大手笔”的,除了王军涛,没有第二人。但以后更多的资讯证明,王在学运中物色的代理人,是与方励之、许良英等思想界领袖人物过从甚密的王丹,而不是政治背景单纯的柴玲。而真正对柴玲具有影响力的,正是李禄。 《六四日记》证明,柴玲的许多行动,都是在李禄的建议下发生的。所谓用“准备自焚”来限定绝食总指挥参选资格的主意,就是李禄的手笔。自然,围绕着李禄的内部倾轧,当更加凶险。 2004年,我应邀赴美期间,在普林斯顿的一个聚会中,就曾听苏绍智先生说过,在广场,曾有人策划把李禄装进麻包袋“沉江”了事。之所以没有得逞,从《六四日记》我们可以得到答案。原来,李禄有一个绝对效忠于他的“〇〇八”支队。
此后,我也在纽约见到了李禄。出乎我的意外,他比我想像的更有气魄和血性,而不是更有韬略。我曾向他提出两个问题:
“当柴玲遭到'围剿'时,你在哪里?”
“我在教堂,我在为人们祈祷……”李禄回答说。
我又问:“当时之所以没有作出从广场撤退的决定,你是怎么考虑的?”
李禄回答我说:“我意识到,这种(较量的)机会,人生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历史也只可能有这么一次。我想试一试。”
显然,他是19895月天安门广场真正的中坚和灵魂。不过,如此有能力的他始终没有被广场同学选举为总指挥,不能不说在那里的同学中,埋藏着一股制约的力量,对于注重秩序的作者来说,这可能是一股不服从的力量,但对于追求民主的事业来说,它未必是坏事。
现在已经清楚,如果说,在吾尔开希背后站着的是刘晓波的话,那么,在王丹与柴玲的背后,分别站着的就是王军涛和比他更年轻的李禄。令我震惊的是,正是这个李禄,在六四当天撤离天安门广场之前,竟对柴玲说出了“你应该死”这样铁石心肠的话。好在他的话没有“命令”的效力,只是一个仅供采纳的“建议”而已。
同样令我震惊的是,《六四日记》写道:据王军涛的妻子侯晓天透露,198961日,震惊广场的绑架总指挥、副总指挥的事件,就是王军涛一手策划的。封从德曾就此向王军涛进行过求证,但没有得到任何答覆。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当时广场的角逐之无规则性,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而当社会的全体(包括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和试图扩大军费预算的军头)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广场时,广场的格局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从《六四日记》我们尚不能窥其全豹,但也可见一斑。当然,那些斗争,有些是因为理念的不同,有些是因为战略的不同,有些则是因为争权夺利,有些是为了角逐虚荣……凡此种种,都是大规模自发的群众运动题中应有之义。

科研工作的移情?

相对于人们的期待,我们不得不说,无论是学生领袖还是知识分子,真正懂得政治、懂得群众运动的其实不多。阅读本书,我常常感叹,作者之所以能够对学生运动如此投入,且心甘情愿地放弃美国波士顿大学遥感所提供的五年博士生全额奖学金的深造机会,如果不存在一种类似于科学追求的执着,以及计算机编程研究和实验快感的移情,种种牺牲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作者在这方面优秀的素质,无疑在众多方面提升了本次学运的档次,就像众多学生在各自的岗位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样。
但是,读《六四日记》,也时常引起我的一些担忧和不解。为什么思维如此精密、做事力求完美的人,往往在一些常识的问题上失去判断能力和事后的反省能力?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是关于“是否撤离广场”的表决。营地联席会议曾就此作过两次表决,头一次是“不撤”的票数多于“撤退”的票数,指挥部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最后一次口头表决,也是“不撤”的呼声高于“撤退”的呼声,但封从德本人作出了“撤退”的决定。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但是,这一次他为何竟敢违反“民主”原则,断然做出了决策呢?是否因为危急时刻,他那根科学家的神经暂时地得到了休眠,而人的本能和良知重新浮升到主宰的地位?我注意到,他突然意识到,人之为人,是有耻感的。而公开表决这种方式,难免使一部分人对于看似软弱的行为羞于启齿。我们不能不说,这真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发现。但在此之前,他为何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他难道没有注意到,后期广场实际上已经陷入“旗多人少”和被“旅游革命家”占领的局面?他难道没有感觉到,围绕广场最高权力的“政变”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本书证明,他不仅是发现了,而且是引起了重视的。只不过,这种种信息,在他的中枢神经发出的不是改变路向的讯号,而是在原有的计划中,追求无限完美的指令。这正如科学家在实验中遇到了困难一样,他所要做的只能是创造条件,克服困难,而决不会因出现困难而放弃试验!写到这里,对不起,我不能不想到毛泽东的那些更大规模、更艰难的社会实验。而且想到,他老人家是怎样用他那“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去战天斗地和整治人类的。虽然二者决不可比,但恐怕都有某种共同的盲点。
第二个是关于“如果撤退,对不起堵军车的学生和市民”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道德诘问出自何方。但是,我想,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它才是成立的:第一,学生所在的位置,是在比市民、学生更危险的前线;第二,市民和学生所面对的,只有玩具军车和虚拟的军队。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按常识思维,学生只要撤出广场,市民和学生就不必在前线与军队对峙,不必为广场付出更大牺牲,广场上的人才对得起一直支持他们的广大群众,而绝没有让群众付出更大牺牲才对得起群众的道理。这个简单的逻辑,不知为何到了广场的领袖们那里,却成了一道历史的难题?
笔者现在尚不敢断言,究竟是运动领导人骨子里存在“游戏潜意识”?还是其浪漫的性格过分追求象征的意义?或者是过度疲乏使之已丧失正常人的思维?抑或是对群众生命价值的忽略?这最后一条,王军涛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已承认有红色教育的原因。我想与封从德探讨的是,是否也有科学家思维的局限?科学的起点,就是“假设”,科学实验本身就是对环境的“虚拟”。在生物学家的眼中,“生命平等”的概念往往幷不意味着把生物、生物社会提升到与人或人类社会等量齐观的地位,而是习惯于把和自己一样的人和人类社会等同于生物和生物社会看待。在物理学家眼中,人类的需求很可能被化约为“力的运动”来处理……在一个编程专家那里,你从处理群众运动事务中得到的快感是什么?你有没有可能在有意无意间,用处理无生命事物的方法,处理人类的事务?六四后你长期处于“无归属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如果真的存在一种“移情”的话,人们所赞扬的你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又同时将是你的缺点和短处。
也许,我的问题过于苛刻,对于小封这样受过大苦难的人来说,也过于残酷。但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答,或许对于今后中国的健康意义更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