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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观察

长平观察:春运是谁的难题?

今天(2月4日)开始的2015年春运,再创历年人次记录。时评人长平认为,缺乏底层代表的中国决策层,没有动力解决春运难题。

China Reiseverkehr zum Neujahrsfest

春运期间的北京火车站(2014)

(德国之声中文网)习惯了火车站没有检票口的德国人,很难想象中国火车站的情形,尤其是春运期间。在大多数城市,你首先得经过设置在火车站广场的铁栅栏,凭票排长队安检,进入候车厅;在嘈杂拥挤、地面肮脏、空气污浊的候车厅里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被通知凭票去排队等候你的车次,拥挤尤甚;挤了一阵之后,检票员开闸正式检票,人流如潮水般涌向站台;到了站台又被铁栅栏和执勤人员拦住,再次检票上车;列车运行途中,还要被查票至少一两次;到了目的地,还得检票才能出站。

火车站这种管理模式,是中国整个春运图景的缩写。首先,无论制造多少麻烦,也得维护铁路部门的收益,确保一票难逃。这是强制权力的滥用。你很难想象电影院为了降低逃票率,三番五次检票,而且看完电影还要检票出门。其次,乘客被假设为暴民,如果不严加管制,不仅不会买票,而且会抢占火车,阻拦铁路,瘫痪交通。其实,在中国春运中比例越来越大的长途大巴,其管理模式跟德国火车站差不多--开放站台,全程只查一次票。被认为素质最低人农民工和底层市民,是长途大巴的常客,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他们不买票坐车、甚至劫持了客车的情况。

Chinesischer Journalist Chang Ping

长平是时事评论作家

我并不想排除火车站发生暴动的风险。跟私人经营的大巴车不同,无法回家的农民工一定要抢占交通工具的话,的确应该选择作为公用企业的火车。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不是因为中国乘客素质太差,而是因为政府部门的管理太糟糕;不是因为政府部门无能--这是一个在管制上无所不能的大政府,可以在奥运会期间将农民工全部赶出北京,可以在异议人士临时聚会的一个餐馆里出现大批警察--而是因为决策层中没有底层代表,从来没有人想过真正解决春运难题。因此,如果有机会表达抗议,逼迫政府拿出实在的办法,可能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从中国媒体上看,政府官员早已经为春运操碎了心。从1957年开始,国务院就开始发布发布春运工作指示。八十年代以后,春运成为由国务院直接指挥、各部门齐抓共管的重头工作。九十年代的高峰时期,参与春运工作的国家部委多达12个,此外还有解放军三总部,社会力量的动员也不计其数。但是,春运难题从来有增无减。两周前,人民日报发布今年春运预计人次为37亿。今天(2月4日)春运正式开始,官方发布预计人次为28亿,依然是历年最高。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最新调查,67.7%的受访乘客未能买到火车票。

事实上,大部分农民工春节回家过年,是因为他们长期家庭分裂(全中国留守儿童超过六千万人),而且只有春节一个假期。因此,改革户籍制度,让子女可以在父母的工作地居住、就读、升学和就业--实现如此基本的权利,就可以让大部分农民工的"回家"完全变样;其次,推行自由的带薪休假制度,让打工者和职员灵活安排假期,春运压力也会大减;再次,引入竞争机制,让火车票淡季大幅打折,鼓励人们综合考虑出行计划,对生计艰难的底层将会很有吸引力--你很难想象,中国火车票旺季涨价或变相涨价、淡季几乎不打折(近年偶有八折)。

更多的改革措施也不难想象。很难想象的是,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首先,春运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有谁愿意抽身而退呢?其次,每年春运期间,政府大决策、领导送温暖、民间献爱心的故事充斥媒体;死也要回家过年的传统文化,经过中央电视台的演绎,让人恍然感悟中华民族的绵延秘籍,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