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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分析

踩踏悲剧与警力神话

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媒体呼吁政府加强公共安全意识。时评人长平认为,警力不足并非真正的原因。

(德国之声中文网)至少36个年轻的生命在上海外滩跨年活动中未能跨进新年,这一踩踏事件给了中国新年沉重一击。从目前的舆论看来,它将痛击这个国家公共安全意识本来醒着的方面,但是无法唤醒那些长期沉睡的问题。

几乎所有反思都沉痛地呼吁加强公共安全意识。这样的呼吁当然无比正确,但很有可能是一句空话。中国政府向来轻视个体生命,但是出于对"出乱子"的极度恐惧,对于大型人群聚集的安全防范意识未必薄弱。从媒体报道中可知,此前三年外滩连续组织跨年灯光秀,每年都严密布控,限制交通和人流。不用说每年"六四"纪念日的天安门广场,只要经历过北京地铁防恐安检的人,大概都不会小看中国当局的"公共安全意识"。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Schanghai China Massenpanik während Silvesterfeier

"从外滩事件看,上千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功能失灵,甚至成为拥堵的因素。"

公共安全意识到底是指什么?悲剧发生时,外滩警力不足是媒体批评的一个焦点。对每一个可能出事的场合,无论是否组织活动,都无限量地增派警力,当然可能防患于未然。显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从外滩事件看,上千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功能失灵,甚至成为拥堵的因素,有人高喊"警察叔叔不要挤了",还有人对警察的无能幸灾乐祸,挑衅说"你来抓我啊"。

事先规划、设置了往来通道,避免上下人流对冲,比增派警力、管制交通更加有效,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这些简单的措施,为什么高度重视社会秩序的中国政府就没有想到呢?这就涉及到对公共安全意识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以大量武力作后盾,把人群中的相当多数当视作假想敌,防止他们捣乱;一种是基于对个体生命和权利的尊重,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无限增派警力,加上无数动员起来的红袖章老太太,前者也能起到加强公共安全的作用,但是很难日常化。后者则在设计公共空间、组织公共活动时,就须将公共安全指标纳入其中。

自损形象的中国警察

警察不受尊重、没有权威也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有人将之归咎于公民意识的缺失。事实上,关系是一种建构。如果警察在大多数公共活动中是带着敌意防止捣乱,如果在网络上批评政府就会有警察上门,那么这个行业就很难取得公众的信赖。香港警察向来以服务亲民著称,但是他们在雨伞运动中的作为也自损形象。正如网络流传的那样:以前上街放心,因为有警察;如今上街害怕,因为有警察。

Hongkong Protest und Zusammenstöße 30.11. 2014

"香港警察向来以服务亲民著称,但是他们在雨伞运动中的作为也自损形象。"

借此机会,《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呼吁公众支持政府增加安全预算,扩充警力。上述关系不理顺,每一次安全事故都成为政府加强社会管制、剥夺民众自由的理由。再说,当一个朋友间的饭局都有可能冲进十几个警察,当一个政治犯的家人都要派人常年监控,当发表几条微博言论都会被拘捕并动用大量警察罗织罪名的时候,很难让人相信警力不足这类说法。

民间自治能力从何而来?

就算警察遍地,也不可能看住大型公共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于是民众素质再一次成为话题。一些发达国家民众临危不乱、坚守秩序的情景,一再被用来证明中国民众素质低劣,容易恐慌、盲从、自私及无知。民间社会的自治能力,的确是公共安全及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一个对民间NGO严防死守、将任何自发的街头集会都视为犯罪的国家,民间自治能力从何而来,公民的自我管理经验怎样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