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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赛事结束后北京政府会更加自信

北京奥运已过,残奥进行正酣。蜂拥至北京的2万 5千名国外记者纷纷撤离,各国常驻记者恢复了以往的工作。 与走马观花族不同,这批常驻记者看中国的视角不同前者,内涵更具沉淀,也因此耐人思考。岳恒(Jochen Graebert)便是这批人中的一位。岳恒是德广联派驻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2004年中开始其北京生涯。西藏骚乱、北京奥运,岳恒自然成为德语媒体的亮点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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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广联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岳恒(Jochen Graebert)

谈及岳恒,关注德国媒体报道的人自然会联想到一系列发自中国的消息:“我们已无法得到来自西藏的图片”,“在中国获得一手信息愈发困难”,“德语媒体在中国成为众矢之的”,以及“奥运使中国的人权现状更为糟糕”等等。诸如此类的醒目标题使人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岳恒是一位专爱挑刺的典型的德国媒体人,其实这只是他“中国情结”的 一个侧面。。。

残奥有助于改善中国残障人的命运

Paralympics Peking 2008

北京残奥会一景

德国之声:岳先生,您好!奥运已过,残奥正在进行之中。北京的气氛如何?

岳恒:气氛不错,非常友善。尤其是人们对残奥会怀有一份好奇。令我感到吃惊的是,许多男女老幼都热衷于谈论残奥会,年长的妇女,年轻人都很关心残奥会的比赛项目。我认为,这份好奇心多少减轻了 人们对残障人的歧视和排斥心理。过去,中国的残障人大多呆在家里,害怕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人们已开始关心这一族群。

德国之声:德国的电视台和平面媒体都纷纷报道说北京政府为改善残障人的基础设施付出了不小的努力。在北京街头,真的能经常看见残障人吗?

岳恒:当然了,离残奥举办场地越近,残障人也就越多。他们中许多都是运动员。但从总体上来说,在室外活动的残障人数还是很有限的,无论北京,还是中国其他地区,残障人大多只呆在家里,怕被人另眼相看。另外,便于残障人使用的基础设施尚处于初建阶段。不过,北京已有不少地区,尤其是市中心的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在这些地方,残障人可以较为安全地自由行动。但完善和建设残障人基础设施工程庞大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中国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德国之声: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相比,可以说,残奥会的开幕式获得了更多的好评,包括中国人在内,不少人认为,残奥会开幕式更令人感到亲切,更人性化,更直白地表达了对残障人的关怀。您的感受呢?

岳恒:的确如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如果说北京奥运开幕式强调庞大规模,集体主义精神的话,那么残奥会开幕式则将个人放在了首位,它反映了残障人的命运,令人感动。比如一位14岁的四川姑娘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但仍然迷恋芭蕾舞等等。目前,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集体主义精神固然重要,但个人的意志和权利已愈发受到重视和强调。我认为,残奥会就表现了中国的这一变化。至少在如何对待残障人的问题上,残奥会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正常人,还是残障人,每个人的权利都应得到尊重,不容忽视。

“无视中国毫无意义”

Köhler bei den Paralympioniken in Peking

德总统克勒出席北京残奥会

德国之声:德国一流政治家缺席北京奥运会曾为德中关系蒙上阴影。但现在局势发生了变化。德国总统克勒出席残奥开幕式,德国财政部长施太因布吕克不久前到访北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本周访问德国,受到德方政界,经济界高层的热情接待,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将于本月底飞抵北京,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亚欧峰会。有些评论家将这一变化称为“解冻期”,您本人的看法呢?

岳恒:的确,因西藏骚乱而引发的德中紧张关系已出现缓和。从中长期来看,德中双方都不愿两国关系发展蒙受损失。当然克勒参加残奥会开幕式并非政治之举,参加残奥会是他的一贯做法,他有一个视障女儿。但是在北京期间,克勒曾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面,在接受采访时,他曾亲自对我说,胡锦涛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甚至令他感到有些意外。我认为,不参加开幕式,无视中国毫无意义,也没有必要,这只能减少对中国的影响力,德国政治家的出席非常重要。

静观 10 17 日后势态发展

德国之声:中国在奥运前放宽对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限制规定于 10 17 日到期,北京政府是否会重新收紧相关限制近来成为国际媒体的关注焦点。但 9 9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已公开表示,中方将继续本着开放精神,一如既往地欢迎外国记者来中国采访。姜瑜说,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客观、公正地看待和报道中国。您如何解读姜瑜的上述讲话?

岳恒:怎么说呢,我一向比较低调,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失望,如果势态的发展超出我的预料,我会非常高兴。我们现在不了解10月17日以后的具体规定,所以只有静观势态的发展了。从中长期来看,我认为,再回到遮遮掩掩的时代对中国不利。所以我希望,北京政界高层中主张保障国外记者自由报道空间的一派能够如愿。果真如此的确是一大进步,也是奥运的积极影响。就我所知,尽管中国存在网络检查,但中国人依旧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内容。人们可以采用各种方式登陆不同的网站。所以,北京政府完全可以更加开放,潇洒地处理这个问题。

德国之声:从北京返回的记者都表示,在北京工作期间受到热情周到的服务,令人非常感动。此举能否被解读为北京政府“软化外国记者”的一种战略考量呢?

岳恒:我认为不是。中国人向来善待客人。无论我们在报道中持怎样的批评立场,我们在中国都受到热情接待。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善待外来客人。我认为,善待外国记者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采访对象会遇到麻烦,如果谈话内容涉及敏感内容的话。

西方媒体以对待本国政府的方式对待中国

Johannes B. Kerner Sendung in Peking FREIES FORMAT

德国二台节目主持人克尔内尔与同事在北京

德国之声:作为常驻北京的德国媒体人,您认为,德语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公正吗?

岳恒:我的回答是既肯定,又否定。我认为,西方媒体以对待本国政府的方式对待中国。严厉但是不能说不公正。不过,我能理解中国人的情绪,不少中国人认为,西方媒体的做法很无礼、放肆。因为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运作文化与西方不同。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总是非常积极友好,更多地聚焦异国文化,而不是政局。所以不少中国人将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批评视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这一文化上的差异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我总是试图解释这种不同,但我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中国公民应获得政府的更多信任”

德国之声:在全世界聚焦北京奥运,残奥的同时,中国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环保问题等也受到格外关注。在奥运闭幕式结束后,您曾在德国电视一台明确表示,奥运使中国的人权现状更为糟糕。而许多国外网站的解禁,欢迎国外记者在中国自由报道的做法不都是进步的表现吗。您何以提出了上述论点?

岳恒:人们必须客观地面对现实,这的确是奥运的不利一面。早在奥运开始两年前,我们都发现,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对待异议人士的措施也更加严格。也就是说,记者和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意见者的活动空间愈发有限。在奥运开始前,相关措施变得更为严格。如果您问我,如何经历奥运,就我本人而言,有激动和振奋的一面,但也有令我担忧一面。认识的人中,有人突然被警察拘留12天,没有任何理由,事先没有经过审讯等任何司法程序。人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公民的个人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奥运期间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北京受到“清洗”,当然不是指马路上的污垢,而是清除了那些不受欢迎的公民,就因为他们被怀疑会提出批评政府的意见等等。

我认为,北京政府的这种过分注重安全的心理有些夸张。许多持批评意见者其实很爱国。我有时甚至觉得,北京政府应给予自己的国民以更多的信任。中国政府对某些公民的不信任令我感到吃惊,尤其是那些对某些问题持批评立场,比如环保议题等,但本人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国家的人。这些人遭遇的不公令我感到非常难过。

中国的开放之路漫长而坎坷

Johannes B. Kerner Sendung in Peking FREIES FORMAT

德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在北京接受德二台节目主持人克尔内尔采访

德国之声:中国的媒体限制受到国际记者俱乐部的批评。人权组织也表示,中国的人权现状令人担忧。但德国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却表示,中国正走在开放道路上,开放之路必须走下去,这是一条崎岖的艰难之路。您如何看待上述两种不同的看中国的视角呢?

岳恒:我认为,两者都是正确的。中国尚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中国自己都不知道应该选择怎样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给自己作出明确的定义,不仅中国人难以评价自己,外国人也是一样。人权组织说得不错,在体育赛事前和期间,人权状况更为糟糕,但朔伊布勒说得也不错,因为中国必须积累与世界舞台打交道的经验,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新的经历,几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中国成为世界聚焦所在,人们密切注视着中国的一举一动,也以批评的眼光审视那里的一切。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它会紧张,会有自己的担心,人们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但奥运期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恐怖袭击,没有发生严重骚乱。所以我认为,或许赛事结束后,北京政府会更加自信,冷静地面对不同声音。我认为,过激的做法反倒无助于事。比如并不是每一次西藏抗议都会引起世界关注,但如果刻意地禁止它,在严格禁止的情况下又发生了抗议活动,就会具有轰动效应。想必,北京政府也意识到,第三次,第四次西藏抗议活动并没有引起极大的反响,所以镇定地面对一切不会给北京政府带来不利,恰恰相反。

坚持人权价值观

德国之声:中国目前的爱国情绪普遍高涨。有些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批评持抵触情绪,他们认为,西方人总是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说三道四,反对接受西方人强加给他们的价值观。您理解这样的情绪吗?

岳恒: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出于历史原因,与欧洲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中国人往往将外界的批评意见视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不过,在人权议题上,我不接受中国人的上述观点。在我接触过的中国人中,没有一人愿意受到酷刑,被无礼关押,被任意殴打,恰恰相反,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为了伸张正义,他们会坚持努力数年,这种愤怒,绝望和韧劲在欧洲是极为少见的。所以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人的宿求。其实,不少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表示不满,提出批评意见,只是不希望西方人这么做。遇到来自西方的批评,中国人每每会团结起来,形成一股爱国力量,历来如此,人们应该面对这样的现实,但并不意味着接受这种做法。

展望中国政局走向

ARD Peking Jochen Graebert

岳恒在北京某一上访村

德国之声:目前奥运残奥后的中国走向是媒体关注的一大焦点。有报道说,中国将启动政治改革。您愿意作出预测吗?

岳恒:我已不再预测中国的未来了,因为中国变数很多,即便是中国公民也很难预料未来的发展。2002至2004初年,中国似乎进入了“解冻期”,不少批评性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当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人们原本以为,中国开启了一个自由化的新时代。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所以很难预料中国的未来。我认为,体育赛事结束后,中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否则不符合中国的传统做法。因为中国政府担心,一旦放开,就难以控制。我认为,在未来的一两年里或许会出现政治气氛的进一步放松,变得更加自由,更为开放,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愿,也是中国人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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