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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风云

读者来函集[2005—06—06]

这一期读者来函的主要议题是:四国入常提案,天安门气氛—中国政治文化的镜子?中国已成为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庇护所, 能在外国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吗?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点看法。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刊登所有来函,请见谅,并欢迎继续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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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互动

关于四国入常提案

"In chinese":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想法是,只要日本不对自己的侵略行为做出合理的、让亚洲各国认可的认识和道歉。我们就决不会同意这种要求(入常)。当然,这可能会对其他国家有影响,包括德国。全世界的人应当清楚一点:在涉及亚洲的问题上,与日本站在一起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ZHU Yanan:
连傻瓜都看得出来,德国入常的阻力是来自意大利,俄罗斯,还有就是最关键的美国,而根本不是中国,所以总理施罗德的中国外交是无可非议的。
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国各大媒体这次却把矛头都指向了中国,柏林日报居然还顺便把联邦总理施罗德的中国政策也涮了一把,不用这么急吧,梅克尔还没入住总理府呢!
奉劝德国媒体几句:
一,做事情要抓主要矛盾
二,不要指桑骂槐,不要幸灾乐祸
三,不要忘了做新闻的几个原则:客观,公正,独立!
四,你们德国要想入常,还是别和日本搅在一起,惹得一身臊!

n/a: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国政府今天在寺国入常问题上的表态。日本作为近代给中国带来深重灾害的邻国,拒不承认其历史罪行,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任何理由同意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很遗憾地告诉德国政府,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德国将自己与日本捆绑载一起做法是十分愚蠢的,德国政府当然也很为难,不捆绑在一起也不是什么好的办法,但毕竟还有希望。但捆绑载一起,死路一条。请看新浪论坛。。。
中国人民是如何欢呼雀跃的。

评新苏黎世报记者无中生有谎话连篇的6.4 和西藏的报道

Dtouch
这个新苏黎世报记者混淆视听的说,在“六四”流血事件十六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天安门有所谓的“恐怖”气氛,任何北京居民或包括呆在北京的几十万外国人都会觉得这个记者无稽之谈,甚至是谎话连篇,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有人故意恶意中伤诽谤中国首都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此感到很气愤,故通过google查看了一下这个这个新苏黎世报的其他报道,发觉这个报纸的针对中国的报道还不是一般西方常有的带着有色眼镜主观臆断猜想的并不存在的新闻消息和评论,它所有针对中国的报道往往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故意造假恶意诽谤渲染攻击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觉得甚至怀疑这个报社是类似美国4000万美元拨款的受益者,因为该报社的报道通篇除了恶意谩骂攻击和每个中国人邮箱里的政治垃圾邮件如出一辙几乎一模一样,无非中国独裁暴政血腥镇压中国侵略以及妄谈西藏独立蒙古独立新疆独立台湾独立法轮功人权宗教自由最终号召“民主”“民族”分子推翻中国共产党颠覆分裂中国。

关于中国已成为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庇护所

Dtouch:
问题的确很严重,如果仅仅年终搞搞位农民工索要工资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中国实际有相关劳动法,虽然好像比较完善,但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一是劳动维护的成本太高和环节太多,二是对违反劳动的法的惩处力度微乎其微,根本起不到令行禁止的功效。实际的情况就成了“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庇护所”。

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不需要全国性运动工程,那只是治标并没有治本。应该采取减少劳动仲裁环节和成本,同时建立行之有效的行业工会(比如以法律形式固定只要劳动工作就必须加入相应工会其权益受到工会保护);另一方面对违反劳动法或相关法律的雇主将受到有震慑力的惩罚措施(比如大倍数高数额的罚款和注销执照等能令行禁止的办法)

上述其实并不新鲜,现在西方社会就是这样做的,甚至中国几千年也是这么做的(当然帝制时候主要是针对其他方面令行禁止)。其实这也是2000年前中国法家所提倡的以法治国,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从而利用比较厉害得失和严格执行的法律来解决问题。古代完全使用法家思想治国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和“不法古,不循今”的有为作法能强国和强大,但在生产力有局限和没有现代国家意义的封建社会,也许法家过于有为故没有儒家的“仁义”这种“有为”参合着“无为”的“变通将就”更能“和气”的生存,并且最终神奇的苟延残喘不间断的延续了2000多年中华历史。

我认为作为现代意义国家范围内特别在强调个人权利特别是劳动权利的当今社会,应该加强执法,制定更有效和有效率和有可操作性的劳动法律,能令行禁止,能自觉和有效的保障弱势群体和所有劳动者合法权益。同时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能在外国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吗?

强者的自由:

不能。

首先,一个长期脱离中国社会的人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人民的需要的理解是落后于时代的,试问在没有正确认识的前提下,又怎么可能对症下药呢?

其次,那些常年在外的所谓民主人士,自身可能曾在大陆受到某种不公平的待遇,从而导致其在有关涉及中国的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不是从客观公正的立场出发,而是带着一种类似病态的报复心理,这从其在西方媒体上发表的针对中国问题的文章就可见一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人在中国基本上是不被接受的.注意,我指的不是不被政府接受,而是不被普通的中国人接受的.因为每当提到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会不会又是西方企图控制中国的工具?"毕竟这些人是拿着外国护照,或者至少是外国绿卡的,一旦中国真的发生内乱,对这些"民主人士"而言是丝毫没有损失的(当然,如果中共不存在了,还有没有人再买他们批判中国的文章,或者他们会不会以类似当年香港总督似的角色,被其主子派往中国,就要另当别论!)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的一点看法

thinkingkid:
作为一名在七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我的头脑中始终有一种奇怪的历史感,--尽管比所谓“八零一代”只早一年出生而已--觉得自己应该对十余年前的那段历史有更多的了解,事实上我也尽力去这样做,但途径非常有限,基本上只能通过为数不多的书籍和我父亲的口述。

中国大陆出版的文革及其相关的书籍,从数量上说也颇有几本,比如当初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史》和《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但从中明显地反映出一个问题即思维的统制,作品中虽然描绘了种种奇闻乱象,但涉及到严肃的思考时几乎无例外地归结为林、江的阴谋,对毛的盲目个人崇拜和当时体制的不健全。更为客观一点的是麦克法夸尔等人的译著,但在当下的文化体制中,能够作为选题的外国著作,虽然偶有振聋发聩之语,但也不至于距离红线过远。

我父亲的回忆很大程度上是发散的,由于个人出身和环境的关系,他并没有参与到文革中那些真正触目惊心的历史事件中,只是描述游行、串联等一般性的活动。不过他也对我讲了很多文革前农村老家的境况,给我铭刻下一个极深的观念,即文革与之前的历次政治经济运动密不可分,可以说文革正是之前所有事情的逻辑结果。1966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但也仅此而已,真正的悲剧和灾难并不自这一年始。

作为个人回忆,我父亲仍然愿意提及,但他并没有有意识地要把这种回忆传递下去,对于他来说,这仅仅是“个人”回忆,与后辈无关,也不涉及到对什么根本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的反思(但必须承认,文革破除了很多人的幻想,也许使他们走上了怀疑一切的有些犬儒主义的道路)。也许这种评价对他们这一辈人过于苛刻了。

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对文革的反思遭遇到一种软性的权力牢笼,官方似乎并没有生硬地禁止对文革进行回忆和简单评价,但如果想把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深刻地、甚至是自虐式地反省,是不容易的。巴金先生曾经念念不忘的文革纪念馆,在执政当局的忌讳和大众的冷漠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压制”这个词,因为在中文中,它有比较浓厚的强力色彩,但就我来看,生硬的强力似乎是不存在的(当然对那些处在前沿的研究者可能感觉非常不同),确切地说,似乎这个事件被有意地引导向一种“放任的遗忘”当中,这个方向的研究仍是禁区,个人的反思不被鼓励。也许当局的想法是: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最后一代人(即我的父辈)逐渐过世,或者沦为边缘的高龄群体,那么这个问题就算基本解决了。当然也有相反方面的产物,比如所谓的文革怀旧派。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整个社会和民族的看法很不乐观。也许同日本人一样,中国人也是一个耻感多于罪感的民族,再加上当权者出于保持权力的考虑,我们选择拒绝回忆,拒绝反省,宁愿遗忘,在某种程度上还在继续对人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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