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杨炼:无根亦有根,尽头也无尽 | 文化经纬 | DW | 10.1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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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诗人杨炼:无根亦有根,尽头也无尽

1988年8月8日,长发飘飘的杨炼在上世纪最发财的一个日子告别了中国,没带走一片云彩。这是一个结束时候的开始。十六年漂泊路,一肚皮不合时宜。“朦胧诗人”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过去了,“流亡诗人”还在异国坚持中文创作--其热情远未消减为干瘪的三个字:“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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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近照

黑衣,黑发,黑皮裤,杨炼以先锋派艺术家的形象为波恩诗歌朗诵会带来一股不羁的风。他似乎是在用饱蘸的激情玩一个晦涩的意象游戏,只怕痛苦的姿势不够僵硬,只怕血泊、腐烂、蛆虫这些可怕的词汇不够深刻。他不说“人生如梦”,却说“一个梦,有时比一生更漫长”(《梦中的高度》);不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却说“往事无声,雪上留不下脚印”(《事》)。他还喜欢用拧麻花般的句式考验读者的哲思及智商。例如,他说,“从未真正抵达的秋天/从来都是秋天”,“从未真正抵达的远方/从来在逼近脚下”。又说,“现实之无根,正是精神之根”。

回不去时回到故乡

侃侃而谈的杨炼也有过失语的时候,那是在流亡之途的最初。他说:“1989年之后,原定的短期文化交流变成了漫无归期的国际漂流。我突然感到自己变成了一种完全沉默的动物,没有任何的外语在我的嘴巴里,只剩下眼睛、耳朵、鼻子等等,而中文只是身体内部喃喃自语的一个工具。”失去了中国文学的环境,失去了读者、朋友、亲情,陌生人群中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无根”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从被迫到自觉自愿的自我放逐,杨炼发现,真正的问题,不是“我离开中国多远了?”而应该是“我在自己内心和语言里挖掘多深了?”他说:“十几年的漂泊过程让我理解了孤独,也认识到原先以为一个诗人只属于一个地区的想法是有限的,也是比较可怜的。当我和世界各地的诗人聚会的时候,虽然语言障碍依然存在,但是对诗歌、对人生的共同理解却让我们走得很近,所以尽管我失去了地域上的、空间上的祖国,但在独立人格的层次上又找到了很多的朋友。”

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再到德国、美国、英国等大半个世界,杨炼站在悉尼城外南太平洋岸边高耸的峭壁上、纽约住处窗口开向哈德逊河的房间里,目光穿越时空,落入北京西郊圆明园废墟附近、一间名为“鬼府”的小屋。他的京郊寓所本是一间旧教室,书桌原为半块玻璃黑板。他是从那里走出去的,走在异乡,眺望中国,置身于外语环境里,中文特性反而清晰了。

流亡路上的寻根精神

杨炼说:“中文动词没有时态变化,这是它跟欧洲语言最大的区别。语言是思想最基本的载体。我希望有意识地使用这种非时间性、历史的循环感去表达个人处境及命运不变这样一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诗意。”他也无法理解,英语的“黑暗”一词竟然没有复数形式,可是对他来说,周围的“黑暗太多了/以至生命从未抵达它一次”。就这样,诗题《黑暗们》成了他的故意而为,翻译成英文后,竟强加给英语一个词。

多年浸泡在海外生活之中,从最初的手足并用到其后的心领神会,杨炼倒也磨就了一口利索的英语,但是他依然在用他所钟爱的方块字搭建宏伟的纸上建筑群。他说:“中文所蕴含的深度及其丰富的启示性还远远没有被世界,甚至没有被中国自己的作家所认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所使用的语言应该能够真正地挖掘自己,触摸到在自己内心深处发声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无数的古典杰作给我的挑战令我感到激动,也意识到自己还有太多事情去做。只有把它带到世界的舞台上来,构成与英美传统文学的比较,世界文学才能更加丰富。”

1999年,杨炼以其作品译文获得意大利最重要的FLAIANO国际诗歌奖,被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英译诗集奖,他还不停地在国际上参加各种学术及节庆活动,被誉为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撤销禁令,允许出版杨炼作品集《大海停止之处》、《鬼话·智力的空间》,去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收录他近年新作的诗文集《幸福鬼魂手记》。

回击世界性的自私冷漠

从孤魂野鬼变成幸福鬼魂,杨炼浑身桀傲不驯的刺还是没有被抚平。他不肯躲在诗歌的城堡里作一名循世者,而是以诗人之眼关注时事政治。今年十月,中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以一本《中国农民调查》荣获尤里西斯世界报告文学大奖,作为幕后推荐者之一的杨炼突然跳出来回击“世界性的自私冷漠”。从城市人到海龟,从艺术家到知识分子,从中国政府到西方国家,政界、商界无一幸免地遭到杨炼炮轰,罪名是“自私、冷漠、玩世不恭”。

那么,射出这一箭的作者本人是否便是无私、热情、愤世嫉俗的旁观者呢?或者,“自私、冷漠、玩世不恭”本身便是人性的深渊?面对这种挑衅性质的发问,杨炼倒也不急不恼,他回答说:“1974至1976年间的三年插队经历把我由一个非常害羞、脆弱、敏感、可笑的小男生改造成了一个野蛮人。直到现在为止,这个改造还是很成功。这三年也让我了解了农民的处境,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中国。中国的农民和土地之间纠缠着一种既爱又恨的感情,土地养育了世世代代,又象牢狱一样囚禁着人们。”

正因如此,当杨炼读到那本《中国农民调查》的时候,书中的描写一下子就激活了过去的记忆。他说:“从1994年开始,我又可以回中国探亲,由于时间有限,我拜访的都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家人及朋友。这么多次回国,几乎没有人表现出任何对农村状况的忧虑,以及替农民说话的愿望。我希望站在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追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我并没有将我本人排除在外,事实上,这个知识分子的群体也包括我自己。”

屈原式的问天问地

针对行文“过于激进”、“尖酸刻薄”之类的批评,杨炼表示:“我不否认中国社会正在进步,我自己的书被解禁便是一例。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歌功颂德,政府有义务将社会理想建立在公平、自由这些人类共同认同的基础上。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起点太低而对现有的改善沾沾自喜。”在杨炼看来,诗人应该将其内心精神丰富、个人敏感及思考延伸到整个社会乃至他人身上。他说:“我们应该发扬屈原的那种《天问》的精神,问天、问地、问宇宙、自然、历史、神话,一路问下来。天问的精神就是一种批判的精神。”

前后在德国生活过三年的杨炼对柏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频繁出席文化活动的这位先锋派诗人也是波恩及德国之声的熟客。他对德国人的印象是“严肃、认真,钻牛角尖式的狭隘”。他说,“在二十世纪,只有德国人在性格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上能与中国人相比拟。前者有二战,后者有文革。德国人对犹太人不停忏悔的态度迫使他们永远背着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甚至Deutschland这个字说出口都带着羞耻感。我在钦佩的同时又认为他们有点儿过分了。看看现在犹太人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干的事儿,在我看来与当年纳粹的所为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有过这种痛苦经历和记忆的人再去残害别人是更加可怕的,更加自私的。”看来,“自私冷漠”真是杨炼嘴里一句包罗万象的评语。

(亚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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